谁都以为皇帝要大动手脚了。
然而皇帝开口之后说的内容让他们疑惑了。
“能提出这些法子，足见卿等这次是把朕交待的任务放在了心上。但此事牵连甚广，正如阁老们所言，要缓缓行之。只要江南赋税和漕运不出问题，朝廷与民休息，财计难题还是能渐渐缓解的。”
听上去要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让大家看看有这么多法子，却不用吗？
朱常洛则看着他们说道：“一县之地，品官数人而已，差役尽由摊牌养着，尽由地方大族富户的捐助孝敬被主官养着。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让地方官吏风气先有改观，往后这些事才好做。要不然，又有什么不同？”
想着这回所谓“十个有九个”审案的地方主官也自呈奏本请罪，朝参官们都低着头。
最难伺候的皇帝就是对地方做法了如指掌一般的皇帝。
可是陛下一直深居宫里，怎么会这么清楚呢？
我们中出了“叛徒”啊！
朱常洛看着他们：“从这里想法子吧。先想想地方上如何财计宽裕，能把俸粮、衙务开支和勤职奖廉银负担了起来。多年以来解送两京该多少，存留该多少。哪些该由朝廷负担，哪些该由地方负担，把这件事理一理。”
陈蕖不由得看向了他：啥意思？
“朕体恤天下臣工的心意未改，地方要治理好，如今这点品官、吏员是不够的，俸禄也确实低了。把摊牌想到明处，把地方上财计的难题先理清楚。朝廷先解决了地方财计难题，养着他们而不是让他们被地方大族养着，才不会再有这等所谓要挟大员的事。”
田乐不禁深深地看着皇帝，深感他在财计问题上的手腕还超乎自己的想象。
大明的收入如今既然大部分就沉淀在地方，不如就提出个朝廷财计和地方财计的问题。
目前该缴朝廷的大概还是那些数额，而地方财计收入与地方官吏自己的利益挂钩，并且不再是灰色收入了，那他们的积极性就不一样了，也不必因此被地方大族以“私相授受”为要挟顾忌太多。
官绅一体纳粮自然是极难的，现在也并不急着改掉优免，但只要地方官吏能够踊跃地把依法依规不该优免的那部分田土赋税和人丁赋税收起来，就是一笔极为可观的收入。
至于是留在地方还是收到朝廷来，对皇帝来说重要吗？都是花在大明。
相反，先予之，将来若仍无改观，再取之就名正言顺了。
朱常洛看着沈一贯他们：“这件事，就不必再各自呈奏了。内阁与吏部、户部、都察院一同议一议，拿个方略出来吧。此事庞杂，年内议出步骤来便可。”
被点到的人出班领了命，有喜有忧。
朱常洛则很淡定。
分税制嘛，其实现在也是分税。
只不过地方存留在账目上都有明确的去处，所剩无几，支撑他们日常运转的银两大部分都是灰色的收入，其中大部分又算是地方主官的私人雇佣。
大明想靠这区区万人就牢靠地治理着地方，那是天方夜谭。
没有官身、不吃皇粮，他们自然会倾向于庇护地方上孝敬他们的金主。
朝廷财计艰难是个假象，这次这个假象被戳破了，但朝廷也并不好仓促地将地方上的财富都提到中央来。
但如果以扩编和提高地方存留、提高他们福利待遇的名义把这些钱都摆到明处来，那么就会先激活地方上的积极性和活力。
到了中枢重臣们都为地方上庞大的财富而眼红时，推动下一步的税制改革才会阻力更小。
而地方上经历这一段野蛮生长时期攒下的“小金库”和各种腌臜，也算是……养猪？
没错，分税制固然能激活地方积极性，但在如今的治理手段和技术条件下，没搞好的话也容易形成地方割据。
因此朱常洛要先练兵。
京营的整编要接近完成了，原定这个月巡阅。
朝会上的消息不胫而走，泰昌元年的江南大案之后，远比遮洋总改制为商的深层次改革开始酝酿。
对广阔的大明来说，不同地方的具体情况相差巨大无比。
所以哪些收入该缴朝廷、哪些支出该由朝廷负担、地方上以哪些名义把存留做得多一些，这确实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梳理、商议。
实际上算是一次大范围的编审科则了。
过去地方上会在田赋之外，把各种岁办、坐办、杂办和地方需求形成名目繁多而且往往因地而变的科则，地方收税就按照这些科则来实行。
此前的一条鞭，核心就是编审这些科则，让收税更透明、更高效。
但过去很难真正推行开，因为规则的不透明、运作空间，正是地方官吏可以上下其手的地方。
现在指导思想变了：皇帝明显并不觊觎地方收入，而是准备取之地方用之地方。
待遇可以提高，编制可以增加，公费可以列支，并且没了“触犯国法”而提心吊胆的顾虑。
何乐而不为？
消息还未传至江南，湖州府长兴知县舒柏卿还在准备着他给皇帝大婚的“贺礼”。
“这也要拿去换了银两吗？”他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