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贫穷，他真的是和我有缘，这缘份还很深很深。从回到故乡至离开故乡，他就一直亲密地伴随着我。
1970年是我家最艰难的一年。
年一过完，我家就断粮了，柴火也没有了。
这年春节期间下了一场大雪，天也特别地冷。
正月十五一大早，我就冒着大雪到桃园店上去挑煤。
父亲前两天去外地借粮食，路过桃园店时，想办法搞到了一百斤煤，放在桃园店一个熟人家里，托人带信，让我去挑。
从古家田到桃园店，只有五、六里地，路虽然不远，但大雪天里挑一百斤煤在路上走却非常艰难。
路上都是冰雪，还上了冻，非常滑，不好走，一不小心就会摔倒。
我用一件旧衣服包着头，在腿上绑几根稻草绳防滑，挑着两大箩筐煤，冒着风雪往前走。
那雪下得正紧，白茫茫的大地上，就只有我一个人，挑着担子在雪地里艰难前行。
到家的时候，我已经成了一个雪人了，头上背上全是冻硬了的冰雪。
第二天，父亲回来了，没有借到粮。他用全家的布票肉票等能换钱的东西换回几十斤萝卜干，这就是我全家的救命粮了。
这时，我母亲挺着怀孕七个月的大肚子，在灶台前费尽心思为全家做饭。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那能救命的红苕早已吃完了，幸好还有些咸菜和谷糠。
母亲烧一锅开水，抓几把萝卜干放在里面煮。
煮了一会，再抓些谷糠撒在里面，这就是全家的饭了。
菜呢？全家就一碗咸茶。
开饭了，一人一碗“糠萝卜糊”。
这样过了几天，救命的来了。
我的初中同学，那个和我一起登过双凤亭吟诗的同学古春福来我家搭伙食了。
古春福在上初中时，写了一个《送公粮》的快板剧，在县文艺刊物上发表过。大队干部认为他很有才华，回乡后，就让他当了大队卫生所的赤脚医生。
大队卫生所搬到我们村来了，离他们村有几里路，他回家吃饭不方便，就到我家来搭伙食。
我把我家的困难都对他讲了，他听了，还是坚决要到我家搭伙食。他每天给我们家一斤白米，在我家吃中饭和晚饭。
有米了，母亲也有办法了。母亲把春福给的白米磨成碎米，萝卜干上撒的就不再是谷糠而是碎米了。
开饭了，全家一人一碗“碎米萝卜糊”。
老同学古春福也是一碗“碎米萝卜糊”。
三月中旬，我最小的弟弟出生了。
开饭时，还是一人一碗“碎米萝卜糊”。
老同学古春福也是一碗“碎米萝卜糊”。
我母亲也是一碗“碎米萝卜糊”。
在“月子”里，我母亲没有吃一根面。七个兄弟姐妹中，我最小的弟弟个子最小。
我母亲总是说，小儿子是饿着怀，饿着生的，所以个子小。
为了能交上“缺粮钱”，父亲把堂屋里上香供祖先的大台子拆了，准备拿去卖。
为了好卖，他叫我用锯子把供台柱子锯成板子。
我学的木匠手艺用上了，我把供台柱子全部锯成了板子。
父亲看到堂屋里满地的“锯末子”，眼睛里放出光来。
他伏下身子，从地上抓起一把“锯末子”，捏了捏，兴奋地说：“这锯末子很软和，说不定能吃啊！”
“这是从木头上锯下来的，怎么能吃得啊！”我苦笑着对父亲说。
父亲抓着“锯末子”站起身来，有些无奈地说：“这东西要是能吃就好了。”
他好像有点舍不得地把抓在手中的锯末子慢慢的撒到了地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父亲一起，挑着供台柱子锯成的木板，走了十多里山路，到蔡家榨街上去卖。
我们把木板堆在十字街口的马路边，一直到中午饭的时候也无人问津。
我们无钱吃中饭，饿着肚子耐着性子继续等。
大约下午两点多钟，终于等来一个问价的人。
我一见这人就认出来了，就是那个在襄阳雪夜里和我一起拉板车的小梅。
他的样子基本上没变，所以我一见就认得出，可能我的样子变化太大，他没能认出我。
我怕他认出我不好意思，我就借故走到马路对面去了。
我在马路对面看到，小梅把手插在口袋里，低头用脚踢了踢堆在路边的木板，然后抬起头来和我父亲说话。
两个人说了不一会，小梅就走了。
等到看不见小梅了，我才从马路那边跑过来。
父亲皱着眉头对我说：“看来卖不出去了，你也饿了吧？我们回去吧，回去再想别的办法。”
我没有把我认识刚才用脚踢木板的小梅的事告诉父亲。
事后才知道，小梅从襄阳回来后，也没有去建筑公司，而是在公社企业管理办公室工作，后来还当上了县财政局局长。
三年后，我在小学当校长的时候，因为我给镇中学校长画了一幅“松鹤同春”的画被他看见了。
他就找到我，要我教他画国画，因此成为了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