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抓起那些烟盒都塞到“锅炝子”里去了。
那件事对我打击极大，我到现在还是经常做噩梦，梦到自己在跪着烧烟盒。
那些烟盒里，有一种叫“阿诗玛”的烟，上面是一个少数民族姑娘的样子，穿着民族服饰，特别特别漂亮，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我经常看那种烟盒，宝贝的不行。
后来的寒假，我几乎没出屋，一方面是我不想出去玩，同时也怕挨揍。天天醒来就是学习、看书、做奥数题，练习写作文。我从商店里买来稿纸，就开始写关于烟盒的这段事。我给那篇文章取了个名字叫“关于烟盒的记忆”，还投稿参加了一个征文比赛，获得了三等奖，别人给寄来了一个四驱车和四节电池作为奖品。
我当时很高兴，趁俺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就在院子里玩。那辆四驱车的结局，你可能会猜到，也让俺爸爸给我摔烂了。
那篇文章我没数过具体多少字，但是写了厚厚的一摞稿纸，是那种带方格子的而不是横线的稿纸。用圆珠笔一个字一个字写的，甚至我右手中指自那以后就落下了毛病，指甲旁边很明显地凹进去一块，到现在还是这样，就像变了形，再也没恢复回来。
《学生时代》和《孟浪之年》里面关于烟盒的故事，就是取材于此，描写的一点都不夸张，都是刻在我脑海里的恐怖记忆，有很多文字和措辞都是那年在稿纸上写的。高中时候，我还曾写过一篇满分作文，也是写的这件事。
再到后来，我上了初中，从初一第一次月考算起一直到初三毕业的中考，月考、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中考前的模拟考试、甚至是平常的周练，这么多次考试，22个班1000多口子学生，我只有三次没考全年级第一名，有两次第三，一次第六，这三次，每次都要挨揍。
我印象最深的是初二上学期的第一次月考。
我初一的班主任叫耿德军，是个色狼，就是我的小说里面“耿建国”的原型，从我的文字中，你可能能感受到我对他深深的怨念。初一上学期期中考试以后，他在自己家办起了辅导班，天天下了晚自习，几个学生就骑着自行车到利民巷附近他家里“补课”，一个月收100块钱。我因为是年级第一，所以不用交钱就能去。晚上我们就住在他家里，上下铺。他当时已经结婚了，家里墙上有他和对象的婚纱照，但是我从来没见过她。
一起补课的学生中有个叫董婷婷的，就是我小说里面“李梦圆”的原型，很漂亮，长发及腰，发育得很早熟，穿衣打扮也很出挑。耿建国经常把她叫他的卧室里去，过了挺久，她才红着眼圈出来。有一回，我踩着陈岩（石岩）和李涛（李韬）肩膀头上透过木门上面的小玻璃往里看，就见他正在摸董婷婷的咪咪，还亲人家的脖子。
我那时还不太懂得男女之事，但是也知道他那样做肯定不对。吓了一跳，摔了下来，弄出很大的动静。耿德军仓皇地开门出来，从那就开始记恨我们仨了。
做早操不认真，叫家长；做眼保健操不认真，叫家长；熄灯了在宿舍喧哗，叫家长；自习课看课外书，叫家长。后来我跟别人打群架，当然也得叫家长。怀疑我跟王双双早恋（实际上真没有），叫家长。总之，就是各种针对我，芝麻大点儿的小事，都要叫家长，然后把问题说得很严重，败坏我。后果只有一个：俺爸爸当着他的面儿揍我，而且一点都不手下留情，是下死手地揍；有时就在教室隔壁的临时机动办公室，会有许多同学头顶着窗户玻璃伸长了脖子过来围观，让我觉得很丢人，很没面子。
初一下半学期，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过了一个学期，但还是整天挨揍。后来期末考试，我考了年级第一，我自己找到了校长王建东，跟他说要么给我转班，要么我就转学。我那时真的很想逃离那个学校，到西朱中学读书，可以跟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一起骑自行车上下学，我那时很向往他们的生活。而成绩好，就是我的底气，我觉得西朱中学会愿意接收我。王建东可能觉得我是个人才，最终给我转了班，想去哪个班都行，我就去了（17）班。
初二到了（17）班，陌生的一切。开始没有朋友，也没人愿意跟我说话，整个人很孤单。再加上王超和王洋两个混子对我很有敌意，我一直很气，但又不敢再打架，怕再被叫家长，那就更证明之前不是耿德军的原因了。总之，那一个月很难熬，成绩也受到了影响，月考只考了年级第六。
我中午给俺家里打的电话，报告了考试成绩。没过多会儿，俺爸爸就到学校了。冲进教室里，拽着我的头发，就扇我的脸；提着我的耳朵，把我拽到了学校南部的操场，一阵暴揍，我就跪着求饶，但是根本没有用。
后来，我的右耳朵“嗡嗡”响了很长很长时间，大概一个多月，还不时地流脓，黏糊糊的；半张脸青紫青紫的，鼓多高。我那时已经近视了，他揍我的时候，打掉了眼镜，划伤了我的太阳穴，挺长的一道口子。好在伤口不深，不用缝合，也没有留下疤痕。
从那以后，我在同学间很难抬起头来，变得有些敏感，总觉得他们在私底下笑话我。后来，王超和王洋又挑衅我，我像疯狗一样把他俩一齐揍了一顿，把他们俩打服了，甚至成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