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至十一年，大明该赋田土从五百一十八万五千四百顷增至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顷，区区数府，不是要害了……”
“诸省尽已清丈，独留数府，何以称公？”王锡爵行礼，“臣愿从自家起，先令清丈！”
两人都看了看他，这是效仿张居正吗？
当年，也是张居正率先写信回家，命儿子张嗣修严查自家有没有诡寄影射之田。后来果然查出来，张家名下田土只应该交粮七十余石，按张居正的级别当然是能全免了，然而在江陵县的赋役册里却写着“内阁张优免六百四十余石”。
多出来的，就是各色各样的人玩的手笔，包括张家的族人、家仆，也包括当地其他人假托张居正的名号买通了县里官吏。
反正记在张居正名号下，又有谁会去较真？
查出了问题，张嗣修按张居正的要求“本宅田粮七十四石例得优免者，尽数与小民一体当差”，连本该优免的部分也交了田赋。
“确实不公。”朱常洛看着沈一贯和申时行，“若按沈阁老说的数字，基本上是该赋田土凭空多了三成多？”
“陛下，多山之地能多出二三成，少山之地有多出五六成的！”王锡爵回答着皇帝，看着的却是两人，“若非张江陵之功，焉有太仓粟可支十年、积金至四百余万之宽裕，其后焉能胜了这数征？”
“为何不是要害？”朱常洛也问沈一贯，“是怕南直隶那几府乱起来？”
“陛下……”沈一贯诚恳地说道，“清丈出来了，其实也是投献之小民。江南赋税本就更重，如今若厉行优免，则赋役摊派自然是多过他们投献之钱粮的，要不然也就不会投献成风。南直隶那几府，若真是乱起来了，乱的实在会是小民。臣是觉得，不值当……”
“是有门路投献的小民多，还是仍担着赋税的小民多？”朱常洛又问，“担着赋税的小民，盼不盼着能多些投献之民把赋役摊派摊薄一些？那些不能逃赋税的小民要乱起来，过去那些忠顺良民能不能帮朕压着他们？若是压不住，是不是那些投献之民背后有人撑腰？”
沈一贯不说话了。
“公道自在人心。”朱常洛看着申时行，“申阁老以为如何？”
“……清丈吧。”申时行叹了一口气，“陛下天恩，免了苏、松、常民运之苦，百姓自然感恩戴德，些许投献小民焉能作乱？”
“那除了整个争议，听说如今主要就是沈阁老、申阁老认为该先由户部统一编定了各地科则，王阁老则以为该用考成法督促地方编定好呈报？”
“启禀陛下，正是。”王锡爵仍是看着两人，“由户部派员到地方详查各地实情，再一一编定，那要编到何年何月？没编定之前，那地方仍如旧例，勤职奖廉银难道年年由陛下掏空内帑？”
“再者，新政早有成法，无非是澄清吏治，让地方官吏能够厉行优免、厉行商税和钞关银、市舶银罢了，如此朝廷财计无缺，地方存留也能够支应勤职奖廉银和公办银。要澄清吏治，自然要考成，要京察！”
朱常洛听完点了点头：“两位阁老又顾忌什么呢？”
申时行苦笑道：“陛下，有臣等二人在内阁显得顾忌重重，总是好的。厉行优免事涉满朝文武，不是人人都能像元驭这般大公无私啊。恕臣斗胆，即便有勤职奖廉银和公办银，这澄清吏治可比清丈田土、厉行优免难多了。如今满朝文武担心的，是洪武年间戴枷办差那种旧事啊。”
“当下由地方自行编定税则，即便一县设一御史也是无用，自会先往多了去编定。再摊派下去，容易生民怨啊。不那么操切，缓上一段时间，先允地方多存留，地方反会先见到勤职奖廉银和公办银的好处。”
“至于这些银子从何而来，如今不如板子抬起来了却还没落下。他们心存希望又心存忌惮，这两年大约也只会先从没有出仕为官族人的乡绅人家厉行优免入手，既增了赋税又不让同僚难办。以为尚有转圜余地，也不至于畏难挂印而去。”
“过了两年编订了科则，再厉行考成法澄清吏治。届时那些无人出仕为官的眼见在朝在野大有不同，又有新一科取士，那自然是踊跃应考，不畏届时处置一批地方官而无人可补。”
申时行说完了这些才作揖：“臣是这么想的，陛下圣裁。”
王锡爵有些呆呆地看着他：老申好阴啊。
朱常洛若有所思：“就是说，先把官和绅分开对待？”
沈一贯点头：“激得士绅生怨，士林风议满朝文武，再厉行考成法澄清吏治，也逼得有官职在身之家同样厉行优免，那就容易多了。”
朱常洛却深深地看着他们两人：“落魄秀才造起反来，比官员们狠多了啊。”
“……京营练兵，也要数年啊。”沈一贯看着王锡爵，“若如元驭兄这般操切行之，莫非准备立即就应对这处处祸患？”
王锡爵一时分不清他们究竟是赞同新政，还是只巧妙拖延另藏祸心了。
朱常洛却明白了：他们两人既不想被皇帝惦记是真阻拦，也要向整个官绅阶层表明他们尽力了。
恐怕王锡爵彻底胜出之时，就是他们两人请辞回家之日。
钝刀真恐怖啊，但那些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