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不明白？
这些科道言官缺额背后不知包含了多少人的请托，意味着多少人在朝堂里的话语权将孰重孰轻？
事关多少人此生仕途止步何处？
朱常洛看着他们，心中波澜不惊。
对他来说，研究一下大明官员升迁路径图谱又是什么难事？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官场升迁潜规则。
科道言官就是如今大明官场的升迁关键。
恰好如今这些京官里，科道言官在过去的万历朝是“革职重灾区”，缺员未补也最多。
一开始，六科的言官就很多。
除每科都有的正七品都给事中一人、从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外，各科还有数目不等的从七品给事中。
万历九年，除了吏科、工科保留了原本四个普通给事中名额，户科和刑科都由八人减为四人，兵科由十人减少为五人，礼科由六人减少为两人。
都察院那边的御史们，则是随着明朝中后期督抚按渐渐增多，人数也不少。
朱常洛这算是一口气提拔了不少地方知县、府州佐官到了科道言官这个快车道当中。
地方知县、府州佐官的品级虽然都高于给事中，但他们全都眼巴巴地想来做这七品科道官。
国初时，【极重郎署，凡御史，九年称职者始升为主事。】
那个时候六部官员是极显要的职位。
而到了如今，六部郎官的地位境遇已经大不如前了，甚至新科进士选个正六品的六部主事还不如外放知县。
随着大明渐趋保守，朝堂文臣权威越来越大，科道言官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关键。在天顺年间、成化早期，给事中、监察御史多从新科进士中选任，那也是每一届阁臣公卿提拔新进、培植门生党羽最好的机会。
但成化年间，宪宗重视地方官员，决定以第三甲进士充任，一开始进士们并不买账。
于是宪宗将知县、推官作为科道官的重要来源，这样一来，很多新科进士又乐于外任推官、知县了。
【自考选法兴，台省二地，非评博中行及外知、推不得入，于是外吏骤重，而就中邑令，尤为人所乐就，盖宦橐之入，可以结交要路，取誉上官。】
因为在大明官场，有两个官职可谓大型升迁中转站。一个是科道言官这个整体，一个是各省按察副使。
做过了按察副使，那么接下来便可做一省布政使司左右参政，下一步就可能是按察使、布政使，正式进入封疆大吏、朝廷要员的序列。布政使的后面三步，通常是都察院副都御使、六部侍郎、尚书。
但在做按察副使之前，通向按察副使的道路就多了。
这么多路里面，正六品的六部主事可以外放到地方做按察佥事，外放前也许还要经过员外郎这一步。又或者一直熬到郎中再外放，那么不论是先去做知府，还是去做布政使司参议，后面大多要经历按察副使这个位置。
地方官里，知县和府县里的佐官慢慢熬，也许能熬到知府这个位置。但知府的升迁，也基本上大多都要经过同样是正四品的按察副使这一步，极少一步到位直接做布政使司参政。
按大明的规矩，三年一考，九年考满必定动一动却大可能平调。如果朝中无人、按部就班，得要多久才熬到按察副使？
这个时候科道言官的优势就出来了：科道言官只用做到都给事中，外放时就可以一步到位做地方布政使司左右参政，又或者转到都察院、太仆寺、太常寺等部门，以更快的速度做到都察院副都御使，而后便可瞄准那些侍郎、尚书职位。
也就是说，科道言官只用在轮转速度极快的有限几个人里竞争，在京城大佬云集的地方获得支持，就能有效越过按察副使这道门槛。
你就说香不香吧。
这就是科道言官虽然品级低、风险大，但人人都想来做的原因。
现在皇帝借这个机会一口气拔擢了这么多科道言官，说明了两点。
他懂得科道言官在大明官场升迁图谱中的关键作用。
这批人是他想培养的新班底。
朱常洛那边的“人工表格”日日不辍，大明有哪些位置缺人、哪些位置关键、哪些人可用，朱常洛着实心里有数。
如今当廷听到有被举荐之人“合乎圣心”的，立即做了主。
辽东四巨头就这么确定了：总督蓟辽的邢玠，辽东巡抚李汝华，辽东巡按袁可立，总兵官宁虏伯麻贵。
兵科左给事中喜补侯先春的都给事中位置，默默告诫自己不要触怒皇帝，那么也许下一步就能外放地方担任一省参政了，在布政使司里仅次于左右布政使。
甚至在太仆寺少卿或者太常寺少卿的位置上简单打个转就去都察院做佥都御史，可以巡抚某些不要紧的地方！
乾清门外受益于这突然决定的新一批科道言官们齐齐谢恩，主要就是补了都给事中或者离都给事中更近了一点的人。
甭管那些有荐举资格的重臣心里怎么想，反正他们是受益者。
而这里面，又有几个人颇为不情不愿地出来谢恩，他们是被补为监察御史的翰林院编修或者修撰。
李戴意味深长地看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