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当然有钱，只不过收不上来而已。
要么给真正的普通百姓加赋税，收到的钱三七分账，皇帝和国库或者能得三分。
要么就只能向有地位、人脉广、谓之为国朝栋梁的那些群体要钱。
给百姓加赋不符合文臣们常常喊的与民休息，现在皇帝开口问怎么开源，如何答？
到了此刻，沈一贯终于坚定了必须赶紧走的决心，连装一装一心致仕的心都没有了。
新君或者真是天资卓成，但也因此自负。
朝堂上不论谁人想真正稳定地增加岁入，都免不了向普天下官绅开刀。
张居正的下场在那里！
田乐是兵部尚书，他不好出来就这个问题说什么。
要发言也该是阁臣们先开始。
朱常洛只问如何开源，申时行他们连许多套话都不能说。
毕竟很多套话就只是如何节流罢了。
“不好说？那朕先掰开了揉碎了，先说说岁入来源。”
朱常洛又开始了，而且张口就来。
“如今岁入，正赋折银纳入太仓库的，大约二十五万两。此外，马草、农桑丝绢、人丁丝绢、麻折银共是四十五万两到五十万两，盐课银百万余两，其他便是杂项了，总数大约都是三百万两上下。”
陈蕖更加汗流浃背：皇帝什么时候把户部进项了解得这么详细的？
朱常洛还在说：“杂色岁入其实最多，户部太仓库杂项，工部节慎库，太仆寺常盈库，兵部马差……林林总总的杂色岁入，朕算了算，一年实有三百五十万两到四百万两。开纳事例饮鸩止渴，僧道度牒发卖也有损税基，役银及土贡折色都是加派于民，这些方面就不用想法子了。”
从皇帝挑明了金花银的内情之后，养心殿里众臣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天子精通财计到这份上，还能胡乱说话吗？
所谓开纳事例，就是通过发卖生员、武官名额得到钱。
这是朝臣讳莫如深的话题，但又实际存在。
朝廷每年从这个方面的进项大约是四十万两左右，而通过纳捐获得生员、武官身份的人，无非为了享受特权、优免赋役罢了，所以才说是饮鸩止渴。
僧道度牒也是一样。
洪武年间，是三年发放一次度牒，每次不过三五百张。
永乐年间，五年一次，但每次可多达万人。
到现在，其实已经不定时了，甚至一年两次。
度牒一张十二两银子，但僧道可以豁免赋役，这度牒十分珍贵，有时甚至要准备百两银子才真正拿到一张度牒。
这一项，如今每年可获得二十万两收入。
一年发出一两万张度牒，大明哪里有这么多真正的僧道？
可没办法，哪怕是张居正，也需要通过开纳和发卖度牒来获得财力支撑。
朱常洛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只有田乐不意外。
毕竟“官绅一体纳粮”这几个字，他见过。
赋役优免的规模已经太大了，不光是正规科举渠道产生的生员、举子、在朝文武百官、致仕官员、勋戚权贵，还有纳捐人群、僧道……
真查下去，有问题的不会太多，有问题的部分规模也不会太大。
分散开来拥有土地的田主，也许便有一个纳捐的生员身份；投献的隐户，说不准家里就会突然多出一张度牒。
哪怕真正清查下去，你就会发现大明其实很少有名下田产过千亩的普通官绅。
能过这个规模的，大多是宗室、勋戚、重臣。
这些人，是皇帝能够轻易薄待的吗？
田乐在沉默中看着皇帝：怎么办呢？怎么才能一步步走到官绅需要一体纳粮那一步呢？
王锡爵在沉默中站了起来：“陛下，若说开源，如今唯有从钞关、番舶、商税入手了。”
朱常洛看着他，没有直接答复，而是问道：“沈阁老、申阁老以为如何？”
这个部分被提出来，实在不意外。
不能掠之于民，不能动天下士绅，自然只能苦一苦商人。
而钞关和市舶司、月港抽分，商税，这些确实不是赋役优免的范围。
皇帝没有动最核心的部分，动一动后来才发展起来的这部分利益，朝堂百官总算也有个说辞。
朱常洛也接受这种中庸选择。
何况：想要用商人，那就需要让这个群体更加明白，到底是谁在压迫他们。
当然不能是皇帝了，皇帝已经拉拢晋商搞了个昌明号。
皇帝在天下士绅面前都是弱势的。
如果商人们打不过士绅，那自然就该加入皇帝这边了。
相信他们届时会拿出与士绅有关的海量内幕、线索、证据。
朱常洛很轻易就把局面引导到了这里，实在没人能想到皇帝会把“低贱”的商人看得这么重。
“因朝鲜之役，月港暂闭，至今未开。”沈一贯已经在躬身回答，“若要从严征收钞关、番舶、商税，既要再理职差，也宜再开月港。”
“……臣附议。”申时行稍显疲惫地起身作答。
隆庆开关后，月港收上来的银子一年最多也不过三万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