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申时行顿时回答，“金花银乃天下臣民孝敬于君父，天下哪有这等不忠不孝之臣，要天子自损金花银以施恩天下？”
“但劝天子节俭者前赴后继。”朱常洛并不太客气，“天子若节俭，金花银少些有何不可？天子若奢侈，纵然总是蠲免，想修宫殿，想要奇珍，一样安排了岁办坐办下去。”
“陛下……”
申时行看向他的眼神有些恳求，但朱常洛却说道：“阁老坐下说便是。”
等他坐下了，朱常洛又先开口：“朕岂不知蠲免可收民心？但这个民，到底是哪些民？”
这次包括田乐在内，脸色也都变了变。
沈一贯不禁看向了他：要把皇帝其实懂得颇多的一面，让更多人知道了吗？
朱常洛也看了沈一贯一眼：“首辅也说了，天下臣民当共体时艰。朕自然愿意施恩天下，若朕下旨，此后金花银可减为五十万两，其余折银之粮解送京城计入户部，会普天同庆吗？”
陈蕖情不自禁地说道：“万万不可！”
“为何？”
“……”陈蕖有些后背发凉地看向三位内阁大学士。
王锡爵“哼”了一声，然后开了口：“有什么不能说的？四石粮折金花银一两，正统年间至今从无更改！若百万金花银减半，按如今漕粮改兑后一石粮折银近一两来看，那五十万两金花银便该两百万石粮！漕河一年输运不过四百万石，早已不能多运。多出来两百万石粮，若以漕粮折银来算，便要一百八十万两银子！这样折，北京户部愿不愿意？江南诸省愿不愿意？”
他说完才站起来朝朱常洛作揖：“陛下，万不能如此！不言蠲免，天下有些人无非心中有些许怨气。若金花银减半，那才是当真会有大乱！”
朱常洛先挨个看了每一个人，而后笑道：“看，这就是账目上的数字游戏。金花银本是为了减少解运损耗想出来的法子，到了如今却有了这般变化。王阁老这么一算，如果金花银减半折色，我大明财计本该另有一笔一百三十万两岁入的。这笔钱去哪了？”
陈蕖面色苍白，此时仍旧站着。
田乐叹了口气，站了起来说道：“陛下天资卓成，臣斗胆谏言，此事牵连重大。正如王阁老所言，万不可如此，否则天下定有大乱。”
“御前议事，并无定论，摊开了聊一聊罢了。卿等坐下说话。”
大明的财计是一本糊里糊涂的帐，现在朱常洛拿金花银举例子，掀开的只是冰山一角。
朱元璋固然雄才大略，财政上由于元末明初特殊的形式定下了实物赋税制也就罢了，偏偏他还搞了个祖训，让后世子孙不得轻动。
在物资匮乏的阶段，实物的流通当然是符合庞大帝国财物需要的。
但帝国恢复到一定经济水平之后，仍旧死守着实物赋税制度，那就有点离谱了。
而它们能被保留至今，只在有些方面折银，那自然是由于帝国的高管们发现这样很有操作空间。
拿金花银举例。
财计大事，莫过于禄饷。大明财政收入，首先可以大体划分为两个大方向：一个是给皇室宗族的岁供，一个是其他。
皇帝为了自己的生活，紫禁城里的主仆都靠皇帝养着；为了坐稳江山，要给在京的文武群臣发俸禄，要时不时赏赐，要负担那些只对皇帝负责的部门的开支。
都城还在南京时，啥都是朱元璋的，那个时候户部还没有太仓库，他尽可支配。
朱棣迁都北京后，财税重心却在南方，那么就要运大量钱粮物资到北京了。
皇帝、妃嫔、皇子在北京，大多数勋戚在北京，还有那么多的京官、京营。
他们的消耗是个巨大数字。
整个大明，田赋约在两千七百万石上下。这其中，约四成要留在地方，剩余六成则需解运。
这六成之中，又有四成征收自北方，基本要用作九边军粮；剩下六成约一千万石，百余万石留南京，剩余本该悉数解运到北京。
但一条漕河，一年运力大抵也就运四百多万石粮入北京。
而粮食从南面运到北面，一路上解送、损耗也是个巨大数字。
正统初年，朱祁镇还年幼，官员们想了个法子：运力不够，而漕河运粮主要便是为了皇帝岁供和京官、勋戚、京营俸粮，顺带供应都城百姓。
京城其实每年也吃不完八百万多万石粮食，粮食放着便坏。
不如这样：把该解运至北京的四百万石粮食，四石粮食折银一两，计有百万两，直接运银子到京城。这部分银子，全给皇帝，那么还可以再运粮四百万石抵京。
既满足了京城的粮食所需，又完成了田赋收入该有千万石解送至两京的任务。
没什么大问题，年幼的朱祁镇和当时的张太后也不懂太多，开心地接受了。
至此，大明帝国定额的田赋里，差不多有百分之十五的份额永久地固定了下来，折银百万两解送京城入内帑，是为金花银。
朱常洛平静地说道：“岁供折银，与民来说自然是避免加收耗米、征发解运徭役的善政。但是，金花银由单都发给了哪些府？”
所谓由单，便是朝廷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