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二年三月，大明朝廷通过了加征奢侈税，比如之前一两印泥作价20两白银，之前的坐商是三十抽一，也就是需要缴纳六钱七分银的税钱，而现在加税到了30%，就要纳税六两的税钱。
这种税是一种特别税，商品的目录非常明确。
而且收税并不是去坐商手里收税，而是在街道的两侧，设立稽税房，专门厘清税款。
用尽心机和手段，其实也可以逃避，但你手里的东西，是真是假，那就没人去证明了。
奢侈品的本质就是浪费，浪费的目的就是炫耀，不交税，没有税票，你手里的奢侈之物就不知道真假，所有人就会默认为假，那么奢侈品最大的交换价值和情绪价值就荡然无存了。
明明是用的一样的蜀锦川锻在成衣店做成的衣物，款式都是一模一样，花费了重金，结果因为缺少了认证，换来的只有嘲笑，而不是羡慕的目光和夸赞。
拜金钱教，认为金钱是无所不能的，这本质上是对劳动产生价值的否定，否定劳动价值论，就是否定个人努力可以改变命运，最终的结果就是大明整个社会，由上到下的整体失活。
大明已经进入了兼无可兼，并无可并的地步，靠着个人的努力，辛勤的劳动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的地步，如果拜金钱教进一步蔓延，那么大明整体失活，朝廷系统性失灵，就已经不远了。
个人努力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朱翊钧说不好，但他已经在尽量做了，让個人的努力有所回报，劳有所得。
朱翊钧对于加税十分谨慎，十二年的时间，他就加税了两次，一次是出海的直接利得税，这个税在民间被称之为叛逃税，背叛大明、逃离大明，交了钱就可以自由离开的税，带有十分明确的贬义，第二个就是眼下推行的奢侈税了。
其实除了这两个加税，还有一个也是加税，那就是在松江府试行的一条鞭法。
这也是阎士选下定决心离开上海县的原因，阎士选不是申时行、姚光启这样的天上人，面对一定会矛盾冲突更加激烈的局面，阎士选只能逃避。
朱翊钧从来不认为阎士选的逃避是可耻的行为，一如当初王之诰选择了离开文华殿，不敢继续走下去。
逃避并不可耻，因为官场就是如此的残酷，你朝中无人，仕途就是如同三伏天过火焰山，连个遮阴的地方都没有，而显然一条鞭法的试行，就是三伏天过火焰山一样的危局。
一条鞭法要解决的是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就是将种类繁多的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一条编，折算为银两纳税；要解决的是大明财税制度的不完整，这是自大明建立，洪武年间遗留的顽疾；要解决的是从实物税转向货币税；
而且一条鞭法要解决的是百姓负担过重的问题，松江孙氏孙克弘说的很明白，一条鞭法就是加税，但一条鞭法执行的越到位，越彻底，百姓的负担就会越轻。
越加税，百姓的负担越轻，就像是越加税越能抑制兼并一样，是个悖论，但在大明特殊的国情之下，是合理的。
自洪武年间定田赋三十税一之后，大明田赋看起来很低很低，但其实自洪武年间就存在一个运费的问题，那时候是民解官收，就是百姓自己运到县城或者府衙，这几十里路，上百里路的粮食转运，需要多少粮食浪费？从地方到朝廷又有多少？
后来改成了官解官收，但是官府也要征发劳役，运费的问题，仍然是一笔巨大的支出，需要加派。
但是换成白银就简单多了。
大明每年从南衙取400万石的漕粮，南衙地方很多官员，都是带着白银到松江府，直接购买舶来粮，粮食连船都不下，直接入京，这样一来，地方衙门也卸下了沉重的运费负担，当然这个钱，四差银、丁徭银，还是要收的，只不过都落到了地方衙门的口袋里。
由大明朝廷的基本运行逻辑可以看出，朝廷、官府，就只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统治工具，而大明的统治阶级非常明确，世袭官和官选官，和诞生官选官的乡贤缙绅、势要豪右。
而国朝这个工具，既可以捞取利益，也可以确保自己的社会地位。
一条鞭法，就是要动势要豪右、地方衙门的蛋糕，是统治阶级的内讧，这种程度的矛盾和冲突，阎士选选择离开，是审时度势，也是无奈，他阎士选要是王崇古的族党，而不是普通的晋党，他也敢在上海县战斗到最后一刻！
“阎士选的逃避并不可耻，因为他是在知道了姚光启来到了上海县后，才选择了离开，这也是一种负责。”朱翊钧亲自给阎士选写了一封信，勉励他到了杭州府后要好好干，随着书信一起送到的，还有刚刚印出来的《官场纪实：从入门到权倾一方》。
这是肯定，也是勉励，相比较松江府这个第一战场，浙江这个第二战场同样重要，浙抚朱纨、李天宠、胡宗宪先后在浙抚的位置上，因为平倭而死，无论是严党还是清流，在嘉靖年间，只要平倭，都要死。
所以，阎士选到杭州做知府，也不能放松警惕。
阎士选不是不负责任，姚光启早就做出了选择，海带大王这个诨号，就注定了姚光启只能在坚持为百姓谋利这套路上走下去，没有任何别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