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代表被告知情。更不能说明她参与了犯罪活动。”
检方追问：“那么，被告人在案发后为何迟迟没有报警？这是否足以证明她有意隐瞒。”
冯奉春环视法庭，声音高挑：“阁下的问题有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报警等同于无辜”，请问，这是否公平？”
“案发后，被告因受到另一名嫌犯的威胁而陷入恐惧。在这种情形下，她的每一步行动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安全——她选择了保护自己。这不是犯罪，这是生存本能。”
她用悲伤的语气向陪审团强调：
“我的当事人，当时正处于一个高度紧张、极度恐惧的环境中。而这种环境，不仅是由成柏林的威胁造成，还与她长期以来承受的心理压力密不可分。”
冯奉春收起收起悲伤，缓缓吐了一口气。
“首先，被告在案发时期正在接受精神健康方面的治疗，有明确的病例记录显示，她在此期间患有焦虑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一直在服用抗焦虑药物。”
她向法官呈递了相关病例和服药记录，并传唤了成娜的私人心理医生，安迪先生。
“事实上，我的当事人后来积极配合了警方的调查。她提供的证词和细节，对案件有重要帮助。她的初衷是无害的，她只是害怕报复，害怕失去自己的生命。”
检方随即也传唤了证人。
证人是旅店的工作人员，她表示：“那天晚上，我在走廊清理卫生，看到了她，因为是外国面孔，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她一个人走出房间，和另一名男士去了隔壁的房间。”
冯奉春莞尔，起身质询：“你所说的她，是指被告，还是其他人？据我所知，来当地的游客遍布世界各地，你怎么确认那张外国面孔是被告，而不是其他人？”
她犹豫：“看起来像。”
“看起来？这是一种主观猜测，而非事实。假使是一名清扫房间的亚洲工作人员，再打扫完一间房后进入了另一名的房间，你是否也会将其视为‘犯罪阴谋’？”
证人沉默，场内一片安静。
检方语气尖锐，直指成娜：
“被告，你声称是受害者，但行为却不符合常理。如果你真的无辜，又确实害怕，为什么在这么多年里，没有一刻选择报警？而是继续隐瞒真相，并与成柏林共同伪装成一起意外？”
成娜抽吸了一口气，声音低沉而哽咽：
“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经历这样的事情。我的脑海里充满恐惧。从接我回国的那一天起，成柏林就对我充满敌意。他的母亲更是让我感到无形的压力，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身处一个怎样的家庭，这个家庭害死我的父亲，又因为嫉妒，害死了无辜的成明昭”
她停顿片刻，像在回忆一场噩梦，接着哽咽道：
“你们能想象那种恐惧吗？他让我‘永远不能背叛他’‘永远不能离开他’，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活到第二天，我只能听从她他的指令，伪装成一个乖顺的姐姐，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活下去。”
检方律师冷笑一声，追问：
“您试图以恐惧为借口来掩饰自己的行为，但没有证据能证明您的说法成立。您的隐瞒行为正说明您是共谋之一。”
冯奉春语气沉稳，从容接话：“检方的指控不仅冷酷无情，更是对一个受害者心理状况的完全漠视。”
她转向法官：“法官大人，容许我提供三样证据。”
物证人证被带到现场。
“第一件，是被告生父成礼先生的日记，这是我的当事人在成礼先生留给自己的房子中找到的。上面记录了他被人下毒乃至病发的全过程，而凶手正是成柏林的母亲。日记中，成礼先生清楚表达了柏林及其母亲的危险性，他写道‘我知道，他们想要康达’，又写道‘我害怕，他们会朝娜娜下手’。成礼先生的日记足以证明成柏林的动机，他因为害怕继承权被夺，于是产生了杀人的念头，并且实施了这个想法。控方说我的当事人是共谋之一，敢问她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第二件，是成礼先生未公开的遗嘱，上面清楚显示，公司的实际继承人是被告成娜，而非嫌犯成柏林。抓捕之前，嫌犯成柏林即将成为公司的董事，很明显违背了成礼先生的遗愿。这更加说明，成柏林具备足够的作案动机。”
检方律师大声反对：“这完全可以伪造，全英女士根本没有在场辩护的机会！”
冯奉春语气凌厉：“全英女士的确没有在场，但这份遗嘱足够证明，我的当事人才是唯一合法的继承人。遗嘱上不仅有成礼先生的亲笔签名，还有独立律师事务所的认证。若不相信这本日记是成礼先生所写，我们可以请专家现场进行笔迹鉴定。检方要想质疑其真实性，就请拿出相应的证据。”
法官审阅后点头：“遗嘱具备法律效应，辩护方继续。”
“第三件，这是一份来自当事人的录音，这段录音记录了成柏林对我的当事人所作的威胁和控制行为，说明被告长期处在被胁迫的环境中，请问，这种环境下，她要如何报警？我请求播放录音。”
法官：“允许播放。”
冯奉春播放录音，法庭内一片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