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的人民创造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家养育软弱的人民，造就艰难的时代。速胜论和速败论的受众群体都是一样的，只有远离战争的人才会讴歌战争。
奥斯曼帝国内部，有多个王国组成。
每个王国的头衔要么苏丹、要么可汗，很奇特的是游牧民族与传统田地劳作的农民，组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
奥斯曼帝国虽然看似由松散的王国组成，但帝国中央也就是俗称的高门，也就是皇宫正大门代指的中央机关。
高门不轻易涉足各个王国的组织架构，这部分只会有一个指导性质的建议以及高门要求完成的目标。
指导性文件王国可以自主执行，有不合理的地方可以向上提出复议，协商更改其中的要求。
但由红色字符开头的高门文件，必须贯彻落实。这些会有非常具体的执行步骤，以及要求。同样可以复议，但并不是要更改文件中的内容，而是王国需要什么帮助才能达到文件上的要求。
后者不容许做出更改，是命令的形式分发而不是指导性文件。
银面法王的第一道红色字符命令就是大型农业生产基地，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完成农业部分的集中化生产。
主要是小麦、水稻等主食，其余还有重要的玉米、大豆等经济作物。产量小但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以农业补贴形式分包给个人或者单位。
分包形式为，高门会下派农业专家指导。选址、种子、技术等由高门中央和地方分摊，农业专家基本工资为高门中央承担，食宿以及奖金为地方承担。
高门每年都会定下各类农作物底价，市场价格超过底价可以自由买卖给任何人，当市场价低于底价时，农民可以将农作物以底价卖给高门中央。
对第一产业进行兜底，这个想法是格尔温从当年零无口中听说过的最重要立国根本。
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乎于这个国家能不能解决温饱的问题。粮食安全如果不能保证，那么连最基础的生存问题都不能解决。
奥斯曼帝国内部也实行两种经济体，不过和欧罗巴不同的是：奥斯曼帝国内部并不是以大区域与大区域之间实行不同经济政策，而是农村与城市之间形成两个经济政策。
农村发展中农经济富农经济，城市发展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促进农村与城市交换，通过几十年的交换逐渐形成积累。
再进入工业化。
毕竟以前的奥斯曼帝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跃升工业化会有非常严重的副作用。
当时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没有当时零无在欧罗巴时期那么严重。而且奥斯曼帝国的转型，外部压力是由当时零无领导的欧罗巴解决的。
内部压力在格尔温一长串头衔的号召力下，虽然有但如有。
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别的国家包括零无在欧罗巴都没有的前提：那就是格尔温作为后世哈里发在宗教上的强大号召力。
越是偏远、越是底层、越是贫苦的人往往越信仰宗教，这个底层逻辑是宗教会用免费食物和布教来同时解决底层人民的生存需要和精神需要。
给你食物代价是倾听布教，宗教扩张的本质就是如此。
所以以前在奥斯曼帝国的内部，宗教场所往往是用来兜底的。在国家机关对于底层公共福利能力缺失，而宗教填补了这方面的需求。
所以从古至今，奥斯曼帝国这片土地上。宗教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毕竟它掌握了奥斯曼帝国最强大的影响力。那就是数量众多的底层人口，从而获取巨大的话语权。
而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文化，是先知为主。
在欧罗巴时，零无被视为一个领导人，下达的政令被理解为指导性文件，一个大的执政方向。是一条行动指南和道路，中间和结果可能会出现偏差。
而格尔温在奥斯曼帝国，被视为先知。
下属包括奥斯曼帝国人民的理解是：格尔温作为先知，先知说了会到达这个目标，那么就一定能到达这个目标。
欧罗巴是先有一个目标，然后众志成城的完成这个目标。而奥斯曼则是先知说了这个目标，就一定会完成这个目标。
两者的性质不一样啊，不一样。
但正因如此，奥斯曼帝国的转化效率非常高。
在欧罗巴时期，中央政府下达地方政府再到实际的基层单位，农民可能吊都不吊这些下乡的公务员。做思想工作和费了老大力气去弄，才堪堪启动。
而奥斯曼帝国则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困难，格尔温哈里发这么说了那就一定能行。根本不考虑会不会失败会不会产生沉没成本，这种绝对的信任在完成转型后更加上升一个维度。
正是通过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让所有教徒绝对信任格尔温这个后世哈里发。这也正是格尔温能够让所有派系都团结在他的麾下，最根本的原因。
宗教派系产生冲突有个大前提是：每一个派别对于教义的解释和理解不同，导致出现分歧。
而这些分歧和理解偏差在格尔温身上不适用，他一句话的事情根本吵不起来。
派别宗教领袖没有否认格尔温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