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赣会战发生在长沙会战之后，长沙会战，亦称“长沙保卫战”。乃是在抗日战争的 1939 年 9 月至 1942 年 1 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于以长沙为核心的第九战区展开的三次大规模且激烈异常的攻防之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于1939 年 8 月，日军第 11 集团军开始调兵遣将，集结步兵 10 万、陆军航空兵团约 100 架飞机以及海军一部的强大兵力，妄图集中攻击第 9 战区主力。
同时在政略上推行日本政府的以打诱降计划，企图击垮国民党军的抗日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从军事上为推出汪伪政权提供配合。
中国深知长沙之极端重要性，早有论断日军必攻之，遂确立守卫湘北赣北之基本方略，频频向第 9 战区下达作战指令。9 月上旬，第 9 战区察知日军进攻长沙之期将至，加紧部署，严阵以待。
然而，长沙地区的地势实难利于防御作战，其北部地势平坦，毫无险要可守。鉴于此，总结了抗战以来历次会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摒弃了以往那种层层设防、逐次防线地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的僵化挨打战术，转而仅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既设阵地，逐步消耗敌人，而后主动转移至敌人侧翼，再以伏击、侧击、尾击等多种方式依次消耗敌兵力，待到敌人进入预定决战区域，集中运用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人一举围歼。
这成为此后几次长沙会战始终不变的战略指导思想。与此同时，深刻汲取南昌会战的教训，尤其注重破坏一切可供日军利用的道路，无论是铁路、公路，还是乡间小道，使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兵行动受阻。
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日军采取其传统的“分进合击，正面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分别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
在会战中，中国官兵表现出了空前高涨的抗日意志，与日军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打击下，10月1日，日军放弃攻势被迫退却。
在这场战役当中，日军集结了多达 10 万的兵力，浩浩荡荡地挥师南下，妄图一举歼灭第 9 战区的主力部队。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
相反，日军的各路大军都遭遇了我方军队强有力的阻击和侧击。在一些局部战场之上，甚至有部分日军被我方成功包围，陷入了绝境之中，其损失之惨重令人咋舌。
就连一向狂妄自大的日军也不得不承认：“此次会战与之前的南昌会战以及襄东（也就是随枣会战）相比，三者皆有着决战般的态势。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的战场上，战况之激烈程度更是远远超越了曾经的诺门坎之战。”
首次长沙会战结束后，第 9 战区依旧与日军于湘北地区隔着新墙河对峙。1941 年起初，日军开始筹谋发起第二次攻势。
然而，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日军全力准备对英美开战，难以投入更多的机动兵力，只得缩减规模，仅将目标设定为给予 9 战区的中国军队一次沉重打击。
第 9 战区在总结第一次会战经验后，精心拟定了反击作战计划。9 月，日军悍然发动进攻，强行渡过新墙河。
然而，9 战区因指挥出现重大失误，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竟遭日军窃听并破译，致使中国军队陷入极度被动之境。尽管多处与敌展开激烈鏖战，但最终仍以失败告终。
月底，日军长驱直入，攻入长沙。不过，鉴于日军大本营正全力筹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迫切要求作战尽快结束”，加之日军历经多日连续作战，粮弹消耗巨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面临重重困难，遂决定于 10 月 1 日开始撤退。
中国军队旋即展开追击作战。10 月 5 日，日军撤回新墙河北岸，中国军队成功收复原阵地。
此次作战，中国军队虽因指挥失当而承受了巨大损失，但从战略角度来看，中国军队取得了胜利。
日军未能击溃 9 战区主力，自身反倒伤亡两万余人，阵地亦恢复至战前状态，日军未能达成任何重大战略目标。此外，中国第 6 战区趁他处日军兵力空虚，对宜昌之敌发起猛烈攻击，致使日军伤亡惨重，面临全军覆没之危，宜昌日本守军师长甚至已写好遗书准备自尽，幸而另一部日军及时驰援，才得以逃过一劫。
宜昌作战亦是 1941 年正面战场唯一一次主动出击的进攻战役，歼灭日军七千人。而这，恰是第二次长沙会战所带来的契机。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后，其中国派遣军驻广州部队进攻香港，驻武汉集团军决定再度对长江以南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以牵制中国军队调往广东方向，阻止其援助英军守卫香港。
为此，武汉日军再度进攻长沙。1941 年 12 月 23 日，日军强渡新墙河，会战拉开帷幕。此次会战，中国军队扭转被动局势，赢得战役胜利。
中国军队在前两次长沙会战的基础上进一步汲取经验，实施防御作战。第 9 战区一线兵团依托各阵地逐层抵抗，使日军遭受较大损耗并延缓其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