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外蒙古自治和中东路铁路的事情，吴佩孚说这些事情很简单，我是这样考虑的，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允许自治，还有中东路铁路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是绝对要收回的，至于苏维埃制度，基本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人适合孔子思想，儒家文化就挺好的。列宁一听，这还合作个啥？浪费口水和表情，找下家去了。
大家看到这里，可能对吴佩孚产生一丝敬佩之情，绝对老吴是一条有血性的汉子，其实先不要那么激动，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张作霖也算条汉子，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俄国国内腐朽的统治阶级都懵逼了，列宁要革他们的命，托洛斯基要持续革他们的命，直到彻底革完为止，巨大的恐惧促使这些人立即跑路，跑的慢的都被杀了，形成巨大的难民潮，其中一些就跑到中国东北，哈尔滨的俄国难民就非常多，这些难民原来都是俄国的寄生虫，没什么本事，逃到中国后过的很凄凉，很多都变成了乞丐，被张作霖看到后，对苏俄非常不屑，表示俄国人连面包都吃不上，进步个。。。，此处省略几个字。
我们站在后来人的角度，觉得苏联很牛，其实回到当时，苏俄也只是一个小baby，在当时中国的军阀里，但凡有点别的靠山的，都不太愿意跟苏俄合作，何况帝国主义国家都虎视眈眈，表示如果你胆敢从苏俄那里领盒饭，以后就别想从我们这里拿一毛钱了，中国这些有点门路的军阀基本都对苏俄敬而远之。
但是俄国同志们信念很坚定，继续找合作对象，在南方找到了孙中山，也就有了气壮山河的北伐，在北方找到了冯玉祥，冯玉祥的主要地盘在西北，属于中国的苦寒之地，比较贫穷，帝国主义国家一直没看上，冯玉祥也就没有机会和这些反动分子勾搭，在苏联同志们的眼中，冯玉祥“纯洁的像张白纸一样”，双方立即展开愉快的交流，苏联需要冯玉祥对付张作霖和吴佩孚，冯玉祥需要苏联的军火和金钱，双方对彼此都有深深的渴望，如同干柴烈火，一拍即合。苏联在张家口和开封各建一所黄埔式的军校，大批军火通过陆路运输过来，冯玉祥的实力开始大增。
有意思的是，冯玉祥的军营里以前一直悬挂着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地图，表示勿忘国耻，和苏俄合作后，这些地图就不见了。不过这都是冯玉祥的障眼法，他既不纯洁也不像白纸，虽然他毫无保留的接收了大量苏联军火，但他和苏联的合作是有相当限制的，比国民党合作的力度小太多了，严格限制苏联顾问在军队中搞政治工作，生怕把自己的队伍拐跑了，搞得苏联人对他也不是很放心，大家都留着小心眼，小心翼翼的合作着，随时做好了翻脸的准备。
对于冯玉祥和苏俄混在一起的事情，吴佩孚和张作霖都很不爽，尤其是吴佩孚，对反骨仔冯玉祥当年捅自己刀子的事恨之入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老吴居然和老对头张作霖合作起来，在1926年春暖花开的季节，联合起来对冯玉祥一顿胖揍，双方在南口杀的血肉横飞，三方都损失惨重，吴佩孚大伤元气，结果此时广州北伐军不讲武德，开始北伐，直接把受伤过重的宇宙最强吴大帅给打残废了，取得光复武汉的辉煌战绩。
多说一句，在南口大战中，装备精良苏式武器的冯玉祥部队，虽然英勇顽强，还占据苏俄顶级堡垒战专家设计和修建的南口要塞的地利优势，还是没挡住吴佩孚的攻击。
吴佩孚的确不是吃素的，经过人肉磨坊似的战斗，打破了南口堡垒，迫使冯玉祥跑路，在路过库伦（乌兰巴托）的时候，经过鲍总做工作并亲自充当介绍人，冯玉祥正式成为国民党的一员，然后跑到苏联求救去了。
苏联虽然对冯玉祥不放心，在1926年底，还是援助了大批武器，这个时候广州的国民党北伐已经开始了嘛，不但开始了，成绩还异常出色，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国民党居然分裂了，有了两个国民党政府，一个武汉的，一个南京的，苏联人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冯玉祥当然跟着支持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4月，当武汉国民政府开始二次北伐的时候，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配合武汉北伐军攻占河南，冯玉祥非常听指挥，进军河南，成功会师。
说到这里了，就有必要说下汪精卫大帅哥了。和刚才说的那些粗人相比，汪总绝对是一个斯文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十四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从此以后跟着哥哥过生活，他的哥哥是个标准的老书生，把振兴家族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小汪身上，对他要求极其严格，要求坐有坐像，站有站像，小汪也非常听话，学习搞的非常扎实，但少年人活泼的天性泯灭了，形成了干啥事都唯唯诺诺，没有自己主见的性格，伴随他的一生。
所以小孩教育一定要特别注意，严格要求小孩是好事，但不能过了，过了孩子就没主见了，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到社会上都不会有太大出息。
蒋介石就和汪总完全相反，从小就不喜欢读书，对打架斗殴倒是很感兴趣，做事从来不讲规矩，小的时候为了抢糖，在新年的时候，往自己的新衣服上抹稀泥巴，搞的浑身上下脏兮兮的，这样别的小朋友都不愿意靠近他，太脏了，没人和他抢，糖就全部归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