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就是炸药包。”
炸药包对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来说并不陌生。
早在1930年7月进攻湖南省会长沙，以及后来进攻江西赣州，红军都使用了炸药包，只是这些炸药包用的是黑火药以及改良款的栗色炸药，威力较小，通常用包裹布把重达数公斤甚至数十公斤的黑火药扎成一团，然后再靠上工事或城墙引爆。
毫无疑问，扛炸药包的勇士不光要胆大，还得心细，最后还得力气大。
某种意义上，这相当于欧洲掷弹兵的选材路数。
这么筛选下来，就没几个人合格了。
而且以红军的实力，在数次进攻城市碰的头破血流后，也终于接受意见，不再以进攻中心城市为工作重心，而将目标放在面积广袤而军阀力量薄弱的农村。所以这种突击队的筛选就大大减少了。
而到了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处处死守的战法，也让炸碉堡的突击队损失惨重；大家对组织突击队强攻敌人工事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何况当时光中央苏区的敌我兵力对比就是50万对10万，5比1的兵力对比，红军这么死打硬拼，哪怕换出1：1的伤亡交换比，这也是铁定血亏的。
“炸药包真有这么大的用处么？”
在场的老红军自然有些不信，毕竟是经历过过往惨痛经历的。
然而唐亮却知道此时此刻，情况却有所不同。
毕竟鬼子此时将大量兵力调往了徐州和武汉等方向，整个华北地区的鬼子兵力大约剩下15万，而且从绥远东部到晋西南，从山西到山东，就这么点兵力到处撒，跟撒芝麻粉一般，密度较低。
而八路军三个师和各个根据地的兵力，此时已经接近10万，这还没算入冀中游击区收编的那“十万大军”——虽然武器没法比。
虽然八路军此刻在敌后的兵力不算多，但是如果扣除华北鬼子投入在山东的兵力，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局部上制造出数倍于敌甚至十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也不是做不到。
相比于国军，八路军要冲进基础训练扎实的鬼子队列近战肉搏，要承受相当大的伤亡，毕竟鬼子的火力组织可是比国军科学多了，而且抗战之初的鬼子作战意志坚决，极少出现国军那种一旦被红军近身拼刺刀就吓得全军崩溃的情况。
对八路军而言，全指望冲入鬼子队列之前不要损失太大；虽然跟鬼子搅在一块肉搏拼刺刀的阶段八路军的死伤也高于鬼子，但是总比被鬼子火力招呼阶段损失小。因此八路军一直在考虑如何减少冲入鬼子队列的距离和时间，所以一度出现伏击鬼子时放近到50米甚至30米的打法，就为了最大程度减少损失。
毕竟鬼子常备师团的老鬼子们可是能做到听到枪声后十秒钟就能对准射击方向举枪做反击的。
“刚才的战斗大家都看到了，炸开房间隔墙后，大家跟鬼子通常就只有十来米甚至几米吧？”
这点刚刚就在眼前发生，由不得经历者嘴硬。
唐亮得理不饶人，立即接着说下去：
“我们使用炸药包是主动所为，鬼子则是被动的，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会什么时候炸开墙壁，更不知道炸哪儿。”
而八路军战士却是明确知道要炸哪儿的，只等着墙壁一炸立即就先往墙壁后面甩几枚手榴弹，随后就是冲锋枪和手枪扫射；这连续的战术动作不过在短短数秒钟展开，很多鬼子才刚趴在地上躲手榴弹的爆炸，还没等起身就被手枪连打几发，永远不用起身了。
少数起身的鬼子还没把三八式步枪枪口转过来，就被紧接而来的速射武器子弹命中，根本就来不及扣下扳机。
换位思考，八路军战士们碰到这种情况，难道就有更好的应对方案？
“除非鬼子在局部的兵力比我们多，否则很难应付这种战术，哪怕我们不是坦克火炮开路，而是用炸药包。”
毕竟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很快便信服了唐亮的分析，甚至有一名老红军的排长更是直接抄起战前准备的炸药包，大吼一声：
“爆破组跟我来。”
用炸药包替代坦克炮显然伤亡会加大，但是根据地就这么点坦克，谁能保证以后每次碰上这种战斗就能分到坦克帮忙？反正此刻驻守王安镇的鬼子已经混乱，鬼子的抵抗不会过于激烈，正好是低风险实战练习这个战术的好机会。
很快以一分区突击队带领，三分区临时编组跟进“学习”的新的突击队编组完成，一部分仍然跟随坦克大队进行清扫；而另一群指战员则开始使用炸药包开路，只是会使用炸药包的老红军实在人太少，只凑出了2个突击队。
不过即便如此，这支携带炸药包的突击队仍然取得了不俗的战果，一路破墙拆路，以伤亡12人的代价，沿途收拾了60多鬼子。
消息传来，一支队指挥部里果然惊讶不已：
“光靠炸药包也有这么好的效果？”
虽然战前唐亮坚持做了一些炸药包，但是考虑到第一次采取这种“四组一队”的战术，为了稳妥起见，仍然是在爆破组和火力组里编入坦克大队来作战；没想到这仗出乎预料的顺利，打到这份上后前线指战员居然胆大到连炸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