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霞懵懂地看着我们：“他不想过了，所以就离婚了。”
“傻姑娘，你现在是怀孕，他想离婚，只要你不想，他就离不成，你不知道吗？”潘主任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我不知道啊……我，我现在还能反悔吗？”晚霞结结巴巴地说道，“离婚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给我。”
潘主任看了我一眼。
我确认了下：“你们是民政局领的离婚证还是诉讼离婚？”
“去民政局签的协议，协议都是他写的，我就签了个字。”晚霞懊恼地说，“他说没什么夫妻财产，就都写的是无。”
“那基本没什么办法，经过民政局的离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了。不过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没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倒是可以通过法院起诉重新分割。”
晚霞想想，还是摇摇头：“算了，最多就是工资，也没什么财产了。”
“那还有什么办法吗？”潘主任总觉得晚霞很冤枉。
“要么等孩子出生后，跟孩子爸爸要点抚养费。不过最多就一两千，不会太多。”我看了眼晚霞，“这些抚养费养育一个孩子，挺难的。”
“他家三套房子，每个月租金都能有一万，
我不能多要点吗？”晚霞可怜地看着我。
“是啊，我看网上说，抚养费可以要到月收入的30呢。”潘主任也不解。
“不会的，抚养费定为月收入30是个限额，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的，面前咱们这边法院的原则是不超过2000一个月。”
“那也好，有总比没有好。”晚霞温柔地拍拍肚子。
后来我又被一个电话给叫走了，潘主任陪着晚霞在小区里找租住的地方，正好有个独居老人，子女都在上海工作，一个人住没意思，愿意单租个房间给晚霞，晚霞千恩万谢地住下了。
没想到过几天，我就接到潘主任的电话，说是晚霞的前夫和婆婆硬是把晚霞给拽回去了，听说是他们也要孩子，怕晚霞带着孩子逃跑，于是就把晚霞给关起来了。
那还得了，我连忙联系妇联和公安，麻烦他们出面来处理这个问题。
“律师，这种家务事我们怎么管啊。”公安的同志听我说完还没搞明白情况。
“怎么不能管？首先他们已经离婚了，这就不是家务事。其次，他们把人都关起来了，涉嫌非法拘禁，这已经构罪了！你们不出警，让老
百姓怎么办？”我当时在外地，风大雨大，只能在电话里匆匆说道，事后想想，似乎对公安同志的态度相当不友好，希望善良的警察叔叔原谅我。
我挂断电话后，站在我对面的两个男人都睁大眼睛看我。
“律师，刚才都没看出来，你这么……”
我知道他们内心的吐槽，敢对警察吼的律师大概是很奇葩吧。
网约车开过来，我和那两个男人一起上车。我刚飞到燕城，处理我当事人一起离婚案的协商，当事人的老公也刚飞到燕城，他带着律师，于是我们就一起打车到事先约定好的咖啡馆。
一路无话，到咖啡馆的时候，我的当事人和她妈妈在门口等着。
当事人的妈妈是我妈妈闺蜜，当年一起下的乡，回城后她就嫁到燕城，但和我妈妈一直联系。
正好她女儿在闹离婚，我妈就把我外派出去了。
所以说实话，对于当事人的情况，我就事先通过微信了解一些，不过具体情况还是有很多疑点。
人总是会向着自己说话，这种事情在离婚案中尤其明显，作为专门处理离婚纠纷的律师，最大的本事就是切除自己的代入感，因为一旦律
师代入情感，很容易就把自己绕进去，也就没办法从专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我刚入行的时候，也是当事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基本上当事人说什么我都会在心中设定一条界限，一旦当事人说的某一点让我觉得不对劲，我会问当事人合理解释，直到这个解释能说服我。
这样做不光是对我自己负责，也是对当事人负责，我要说服法官之前必须先说服自己，不然开庭时候，律师被法官一大堆问题问到张口结舌，哑口无言，这样的律师不能说不专业，至少也能说是不成熟的。
由于女儿的很多陈述都有明显的漏洞和疑点，微信又说不清，所以我想谈判时候先听听男方的想法。
结果不谈不知道，男方刚落座，就跟我大吐苦水，对这场婚姻，他整整埋怨了两个小时，逻辑清晰，思维缜密，虽然也有疑点，可相对于女方的说法要真实可信很多。
按理说，离婚时候抱怨最多的往往是那个心里最委屈的，一般女性偏多，委屈成这样的男性还真不多见。
不过我们也在他的陈述中逐渐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依然充斥
着狗血。
在这个凄风苦雨的午后，我们给男女主起个诗意些的名字，女主我们叫她铃兰，男主就叫青松吧。
铃兰和青松是在加拿大认识的。
铃兰的爸爸是本地某国企二把手，而青松父母也是做生意的，两家人家都属于有钱人，所以在十年前把孩子送到加拿大留学。
异国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