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必须按人头缴纳赋税。
在丁税之外，百姓还要承担沉重的徭役，而富户不仅有着多样的避役手段，甚至可以通过个人权势，庇荫田庄内的奴客，使之不服徭役。
比如《魏书司马芝传》记载，司马芝出任菅县县长时，辖区内的豪族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多年来从未接受官府的征役。
司马芝想征调刘节手下的宾客服役，也遭到断然拒绝。
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馀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司马）芝差（刘）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刘）节家（宾客）前后未尝给繇（指兵役徭役）。”--《魏书司马芝传》
按两汉制度，县满万户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
可知菅县的户数不满1万。
刘节不过是条籍籍无名的地头蛇，在这个不满万户的小县，却能霸占十分之1以上的丁壮人口（千余家），足见彼时的贫富分化到了什么地步。
《江表传》则记载，豫章太守华歆，在任内想要征发海昏县的丁户服役，但豪强“阻壁坚垒、断绝道路”，于是“太守欲发调1人而不可得”。
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即华歆）所遣长吏……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指坞堡），有56千家相结聚作宗5，惟输租布于郡耳，（太守）发召1人遂不可得。--《江表传》
如此“强汉”，不亡才怪！
对于地方豪强而言，这些“奴客”就是自己的私产。
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他们是很乐意同官府掰掰手腕的。
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是近代的舶来品，但至少在两汉3国时代，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便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了这句名言。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奴客可以有多种身份变化。
从糜竺与陈登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奴客身份的变化途径之1，便是从“奴隶”到“私兵”。
（1）糜竺
建安元年（196）刘备与袁术大战于徐州广陵郡淮阴县，史称“争盟淮隅”。
结果袁术勾引吕布，偷袭刘备老巢下邳，备军大溃，逃至广陵海西县。
在吕布、袁术联军的沉重打击下，刘备断粮，军队“穷饿侵逼，自相啖食”，命在旦夕。
（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英雄记》
千钧1发之际，东海大商人糜竺，带着天使投资从天而降，“贡献2千奴客，金银货币”。
刘备赖此复振，逃出生天。
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糜）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2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此复振。--《蜀书糜竺传》
糜竺贡献的金银货币，无疑充作军费；而2千奴客，则是充作部曲。
所谓“部曲”，即“部”和“曲”，本身是军队建制单位，但在汉末魏晋时代，等同于私兵。
部曲只听命于直系长官，无法越级指挥；他们只知有上司，而不知有皇帝。
事实上，汉末3国也没有所谓官兵，都是部曲。
糜氏家族是海东巨富，“僮客万人，赀产钜亿”。所谓僮客，实际在此等同于奴客。
糜竺字子仲，东海朐人也。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蜀书糜竺传》
换言之，在糜竺麾下的万余奴客中，有至少2千人，可以直接转化为部曲，丁壮比例大约占据了5分之1，不可谓不高。
不难看出，有相当比例的“部曲”本身便是从“奴客”衍生而来，因此严格遵循主奴关系，具备强烈的人身依附色彩。
（2）陈登
再比如陈登，下邳豪族，世吏2千石。
其祖父是太尉陈球，父亲是沛相陈珪，叔父是扬州刺史陈瑀，烜赫1时。
兴平元年（194）陶谦死，陈登邀请好友刘备出任徐州刺史，刘备担心威不服众，陈登却笑称“愿为使君招募十万甲兵”。
“十万”无疑是虚指，但也能看出陈氏蓄养了大量奴客。
（陈）登曰：“公路（指袁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刘）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5霸之业。”--《蜀书先主传》
吕布败亡前夜（199），曹操、刘备合兵进攻徐州，彼时身为广陵太守的陈登，也从南方进发，协助联军围剿吕布。
《先贤行状》记载陈登“率郡兵为曹公先驱”。
所谓的郡兵，即指陈氏在广陵与下邳两郡的部曲。
太祖到下邳，（陈）登率郡兵，为（曹）军先驱。--《先贤行状》
吕布覆灭后，陈登因功受封“伏波将军”，可见其麾下部曲，在战斗中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登随着势力膨胀，甚至“有吞灭江南之志”，即渡江攻杀孙策。
可见下邳陈氏的奴客质量，很明显强于东海糜氏。
（吕）布既伏诛，（陈）登以功加拜伏波将军，甚得江、淮间欢心，于是有吞灭江南之志。--《先贤行状》
从上述案例中，不难看出，豪族大姓能够把持地方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掌握了丁壮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