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很重，李三才则是结交颇广。
但太常大学士这个位置还必须有足够的学问基础，如今又肩负着改革儒学的重任。
廷推结束，所推出的正选是萧大亨，陪选则有两个：叶向高、李戴。
燕朝之上，四相都在。
朱常洛看了廷推结果之后笑了笑：看来有不少人想把萧大亨选离南京，哪怕让他这个三甲出身的人来做文相也在所不惜。
又或者说，是朝堂上已经完全没有旧党魁首之后，他们只能捏着鼻子，不得不推出这个昔日的浙党大将出来。
朱常洛想了想之后就拿起朱笔来圈了一下，开口说道：“毕竟是太常大学士，还是要有才名学问。这三人之中，让叶向高来吧。”
朝臣虽可廷推正陪人选，最后决断的权力却只在皇帝。
四个人都思索着，知道萧大亨在南京继续做好就是最大的功劳。以他的年纪，恐怕无望更进一步了。而如今才四十多岁的叶向高，此后不知将在朝堂中枢多少年。
田乐和王锡爵心想，这只怕也是对叶向高泰昌元年时“出首”的犒劳。
他一个滑跪把自己摘了出去，作为一个实际上的“有过之人”，如今又得了皇帝的重用，那是使过了。
既然如此，自然只能坚决地贯彻皇帝的旨意。
刚好，文坛里的叶向高也是一个异类，他更推崇主题是歌功颂德的台阁体诗文。
太常大学士既然定了下来，朱常洛随后召了李戴和李廷机来。
“明年就是乙巳年了，按制该京察，各部官员为何没有建言奏请筹备京察？”
自从弘治年以后，两京官员都定下来六年一察，即便筹备阶段也有建言、咨访、奏劾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建言，就是官员们主动奏请开启京察筹备工作，而咨访也几乎同时展开，要向言官们下发对官员们进行评价的访单。
这个工作，应该是头一年就开始的，而不是等到京察正年。
面对皇帝的疑问，李戴先请罪，然后说道：“臣老迈，今年楚藩之乱前后事多……”
说了很多，一派不想再担这大任的意思。
京察不好搞，每次最终都会搞成党争，而且必定得罪一大批人。
李戴现在没能再进一步，进贤院太常大学士的人选又没确定，于是大家都默契地没有建言该京察了。
泰昌元年时，沈一贯等人曾经想拿京察作为武器，提前到泰昌二年就再搞一次京察，震慑南京诸官。后来萧大亨做得很好，这事就被按了下来，泰昌二年搞了个“自首免罪”。
李廷机这个左都御史也找了诸多借口，反正都是受楚藩之乱后皇帝明言有人造反，地方上抚按和监察御史们都很紧张。
“虽是恰好撞上了，但京官六年一察，明年京察该是成例。现在就快过年了，自然是来不及了，明年一开春就着手办吧。规矩总要有，只谨身大学士一人奏请京察，倒显得两京官员都躲着这事，非要朕明言一样。”
虽说有诸多原因，但做官怎么可能只能单线程办事？
大家确实都在躲。中枢衙署大改之后都有专管的大学士，以前内阁大学士主动借京察排除异己、提拔党羽的动力也缺少了很多。
何况泰昌元年至今，似乎年年有事，神经时刻不得放松。
谁知道京察会被皇帝玩出什么花样来？万一借着京察，举国官绅害民的案子突然大查特查，一下子突破了五千之数要降优免呢？
但该来的总会来。
泰昌三年的许多人是在恐惧中度过最后一个月的，泰昌四年也将在担忧之中开始。
朱常洛对沈一贯奏请的回复只会通过暗示的方式实现，皇帝怎么能主动帮浙江官绅“护盘”呢？
他的态度抵达浙江时也会在年后。
泰昌四年，两京大察，诸王进京面圣。
哪一件事都让相关人等感觉背后发凉。
圣心莫测，虽然朱常洛真实的意图不是他们揣摩的那样，但泰昌朝的前三年毕竟都打了样。
还没人知道朱常洛和田乐商议了一下之后，说什么这回还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问题就在于皇帝每次都举得高高的，令人害怕。
甚至此刻的湖广、浙江、南直隶、山东等地，还在办着“谋反”大案。
腊月的最后一天，老迈的李材被押入了京城——就算运河冻上了，但他可是指使门生大肆传播楚藩藏了那一千三百多万两定远侯寄存财产的一个“钦犯”，哪能不风雪兼程？
比他更早押到的丁惟宁与他在刑部大牢里见了面，旧怨在先，又添新仇。
暂时没人管他们，谁大年夜来审案呢？
他们在牢里过着年。
一样在牢里过年的人很多，还有徐应簧这种在囚车里过年的。
与此同时，大明也有许多将士在野外过着年。
但他们情绪高涨，因为赶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皇帝专门派了人带着一些内帑赶到了他们的前方，在过年这个时间点将要扎营的位置附近的城里采购大量好酒好肉，专门劳军。
还带来了皇帝口谕。
英国公张维贤就是其中一人。
“陛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