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藩要交出人来，但确实不用交出那么多人。
要是把参与劫杠的、冲击了巡抚衙门的楚藩宗亲都抓了，那还不如干脆除了楚藩。
现在皇帝已经对这次事件定了性，是有人以楚藩为刀，借楚宗案和改革宗禄来引发祸乱，是要谋反。
侯拱辰就是要从楚藩宗亲的人口中听到这些“挚爱亲朋”的名字，那意味着这是“罪犯供述指认”。
以此为始，这桩案子先由宗人府开始“审”。
但这一次参与的人数也确实太多了，性质最严重的当然是殴杀赵可怀、重伤兵备副使及数人的。
这些人里，为首的就有五人，另有七十八人无法逃脱——毕竟都是武昌府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那么大的两场乱子，认得他们的实在太多。
真正要直接从宗人府内宗亲册上除名的，就有五个首犯、二十三个从犯。
“其余人，待我禀明陛下，如何处置！”侯拱辰看着这二十八人，“按制，陛下降旨，宗人府裁定便可。最终，也是如此。但为了彻查此案，你们要先去巡抚衙门过堂。有哪些外人诱劝你们，以致酿下如此大错，定要供述画押，列入卷宗！”
此后，就是陈璘带着朱华奎、朱华壁两兄弟，带着仍健在的楚王太妃和他的兄长王如言及其他人，带着一起联名弹劾朱华奎的朱华趆、武冈郡王朱华增等二十九名楚藩宗亲乘船进京。
而侯拱辰和王昺则留在武昌府，一方面要把楚藩这么多年的恩怨和资产账目摸个底，另一方面也要与梁云龙等地方官一起会审涉案楚藩宗亲。
随着京城里被抓士子们的供述和武昌府城之中楚藩宗亲的供述出来，十月初一皇帝亲自在北京城南检阅京营后三路大军南下，整个大明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惧。
是官绅之家们想起了祖上流传下来的、民间笔墨里关于被太祖支配的恐惧。
在京城里，则是恩科的贡士们先在皇极门之前面对着灵魂拷问。
朱常洛坐在皇极门下的宝座上，看着神色不一的贡士们。
殿试题目是他出的。
《国语》有云：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
夫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荀子·正论》篇说：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则兼以为民。
大明国策优免官绅，历朝累增不减。优免官绅是为治义，以优免尊之利之，以求文教昌盛，国朝得治。如今厉行优免，是天子以义为先还是以利为先？天下官绅该如何处之？
左光斗的后背都在发凉。
从夫子开始，义利之辨已经不知道多少回。
这里面的概念就很多：君子、小人、民到底指的是哪些人？它们可不是形容词，在特殊语境里都是专指某一类人的。
问题没有点到的“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小人学道则易使”、“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则兼以为民”难道只是为了放在那里充当字数？
最后两问更是让人左右为难。
区区贡士能去论述圣意以义为先还是以利为先吗？就算有观点，赞同还是反驳都要有理有据才行。
当然也可以取巧，毕竟自己就是官绅中的一员，大可以从自己的角度讲讲如何自处。
所以这可以就看做是表一下态。
但也不能够啊，殿试毕竟还是要为国取才，是要看他们将来治政才干的，总要从具体做事的角度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说白了就是怎么做才能既推行好厉行优免又不会引发最近楚藩之乱这样的祸事。
毕竟策问题里本来还可以加上一句的：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
他远远看了一眼坐着一动不动的皇帝，三思又三思之后，提起笔先写：
【义利二字，吾从象山。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所以优免官绅，取其志乎义，予其富且贵，固能忘乎利，而后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厉行优免，正是取义为先……】
左光斗觉得皇帝既然问厉行优免是天子以义为先还是以利为先，这自然是个导向问题。
而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有标准答案的，毕竟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
乱世就是志利、养生无度、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
厉行优免，不就是警醒那些偷逃赋税的“国贼”吗？这不就扣住了“义以生利，利以丰民”的题了吗？
若是仍未厉行优免便是以利为先，那么既然上重利，官绅何必“以义制利、以伪饰性”？
最终问题其实指向一个很简单的暗示：如果对厉行优免有那么大的看法，那么就是不能以义制利、以伪饰性。这样的官绅，不应该成为治国君子，而应该成为易使的小人。
干脆一点来说，既要剔除出官绅这些作为统治人群的“君子”序列，更不要自己去冒充“民”，要成为先秦语境下真正作为被统治着的“小人”、如今的“小民”。
厉行优免，不是与民争利，只是与“君子”争利，是要求君子们取义而不争利。
这当然是以义为先。
朱常洛就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