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沈一贯也离开了朝堂、厉行优免的政策看上去无法阻挡之后，又因为皇帝恩赦张居正诸子的旨意，两京和地方都出现了辞职朝。
有些可能只是纯粹怕后面新政过程中上下两难，有些是在表达不满。
但是像王士骐这种，还带着父辈的私人恩怨。
大家都清楚王世贞只怕有“祖训”传下去，所以王士骐“不愿”与张家子弟同朝为官。
朱常洛表达了坚决不会留这些“蠢人”的态度，甚至指出要开恩科，申时行和李戴都很忧虑。
“陛下，阅历不足，仓促拔擢，于诸衙和地方而言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李戴开了口，“臣这两年一直忙着补员、改任，官员变动实在已经太多太快了。”
“那是要朝廷退让，要朕撤回旨意？”朱常洛看着他，“昔年蒙冤的革员，因朝局而请辞的老臣，民间因乡试、会试之难而屡不得中的贤才，尽可擢用。主官阅历不够便多配佐官，办法总是想出来的。”
“即便恩科新授，再加上重新诏令还朝，恐怕也不够。不少人……”李戴看了看申时行，“譬如太常寺，如今也只召得南京国子监司业焦竑北上，其余大儒都不愿入京。”
申时行沉默不语。
这就是现实。
前面还属于抵抗时期，总要仰仗着朝堂之中有“旧党栋梁”而心存期待。
现在一房四院，沈一贯离朝，王锡爵主持施政院，新政既然已经势不可挡，那就一定会出现这种局面。
这还是目前这个阶段并不想得罪官绅同僚而准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数。
皇帝又说了一点：“但这些人既然已经无心官位，留着他们难道就会好好任事？”
李戴不说话了。
这就是目前的局面：既然皇帝不准备退让，定要推行新政，那么这些事就无解。
为官三思，思危、思退、思变，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当然有人认为现在就是“变”，该“进”。但有许多人察觉到了危险，考虑退而待变，你又不能说什么。
这个趋势只怕肯定会放大，仓促之间能补上足够多有经验有能力、愿意遵奉朝廷政令去任事的官员吗？恩科考选上来的新嫩也只能一步步积累。
最重要的是连锁反应：正如李戴所说，万历二十八年至今几乎一直就处于补员、改任的过程当中。
不管哪个衙门、哪个地方，官员变动太快当然都不是好事。
去哪里做官没有一个熟悉事务的过程？
朱常洛心情烦躁，但也只能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就是不断演变之后会遇到的问题，他闭上了眼睛，想了许久才问：“朕闻浙江学籍监察御史谢廷赞奏来，仅浙江一省，如今应试之生员就是四千有余。每三年一次，举子则只取定额九十员。大明诸省，这个比例如何？”
申时行回答道：“大约都在三五十倍之间。”
举人取进士，比例则很稳定，百中取三左右。
地方添官，其实总计已经能消化很多：每个县州既有新定品的学官和恩定都设县丞、主簿等佐官，还有新设的里正。
一个县州就能多出十个左右的低品官位，整个大明相当于一口气加了万余新官位。
但这批低品官好找，李戴所说的六品以上甚至四品以上就不能那么低的标准了。
大明存世生员可能有小几十万，但存世举人就下降到了一万多，存世进士则只有两三千人。
明年才是乡试之年，就算明年提高乡试录取名额，也应对不了这一批辞职潮带来的影响。
朱常洛看着两人，下定了决心：“地方官当中，不拘出身。阅历丰富、举人出身的官员，一样该擢升的擢升。老带新，出不了大问题！这名单，是进贤院该操心的事。无论如何，朝廷不允许被这种事要挟住！朝廷财计刚有改观，不允许又退回去！明年举子恩科取士、乡试加正榜名额。再加上太学，三年之后，大明不要因为青黄不接而无法应对官员集中请辞！”
又喊来了王锡爵和陈蕖：“能任事，能操劳的，不吝褒赏。勤职奖廉银，地方上给足便是！即便地方上有再多阻碍，宗旨只有一条：为朝廷办事，朕就不会亏待！”
也许接下来的三年里，地方士绅在厉行优免之余将会十分坚决地断了什么孝敬。也许地方存留下来的银子满足不了地方官吏的胃口。也许他们要拿着比以前实际上更少的钱干着更多的事，还要面临诸多不合作与推脱。
但这就是改革会遇到的问题。
风气改变过来，就是不容易的。
变动过快是不好，但是安安稳稳地、流动不足也不好。
不论如何，皇帝对于这一批请辞的态度是：都允了。
然后反手颁下旨意：明年开恩科，明年乡试各省都加一些正榜名额。
说不定后年会试还要增加取士数量。
“不加赋税，朝廷冗官，养士如此之多，钱粮从何而来？”
国子监的监生正处于“身份变动”的时间。
太学即将开学，他们当中优秀的那批，是直接转入大学苑。
他们本就是各地遴选呈贡，倒不必经过考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