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二的朝会上公布了最终的两京官员补任名单。
“卿等奏本，朕已悉数览阅。斟酌再三，裁定如此。既已任命，此后便不必再因前情劾奏谁不堪重用，只看履行之后功绩。”
朝参官们还在因为之前公布的正式名单而心神不宁，并且不由得看了看今天在这里的两个阁臣，另外也有人看了看田乐。
与之前公示名单相比，其中只有四个变动：应天巡抚允辞、由应天巡按牛应元补左佥都御史升任，应天巡按则由工科都给事王德完升任，工科都给事中由甘肃固原州知州龚应祥升任。
这份名单至少透露出四个信息。
首先是阁臣所选之人基本上被皇帝认可了。是真的认可，以彰显阁臣权威，还是迫不得已？
其次，萧大亨这样的有心人知道这份名单的变动核心就是那个牛应元。缺的左佥都御史，本是沈一贯荐选之人。如今沈一贯在主持会试阅卷，而申时行、王锡爵留阁理事。
再次，其他所有人也知道这份名单有变化就是因为牛应元由巡按直升巡抚，这才导致应天巡按又缺员，于是干脆让还没在京城呆满一年王德完去。工科都给事又空了出来，这才又有一个地方官喜升科道言官，而且是直升都给事。
最后……龚应祥只是个举人出身啊！他怎么就能直接升任工科都给事？
就因为大小松山之役叙功疏里提了他“功在挽输版筑”？
“今日要卿等以奏本各抒己见的，是南京户部题本。”朱常洛看了看申时行和王锡爵，“新增金花银的安排，南京户部有另外的考虑。阁臣先以为此前所拟方略可，如今又以为南京户部所题方略可，朕还要兼听群臣之见。卿等先听一听两份方略，而后可具奏本呈来，详述己见。”
乾清门外，两份方略被缓缓地念着。
一份是此前以内阁和北京户部为主拟出的，自然是由北京户部直接确定各府州由单数量。
南京户部的方案里则指出了漕河运力的问题和兑运安排的问题，提出了以民运进行这新增金花银的解运，还要错开漕粮转运高峰……
张益的题本内容被一字一句念出来，许多人都想到了最近频繁传入京城的漕粮事故。
许多人都低下了头，知道申时行和王锡爵为什么改变主意。
而皇帝明显有些不满。
但任前公示后，大家纷纷密奏各抒己见，也没见能怎么影响最终名单。现在又去谈论这件事吗？
何况许多人觉得南京户部的考虑属实“周到”。
皇帝的意思是传达了下来，但没什么动静。
第二天朝会上皇帝又问：“昨日所说新增金花银由单事宜，朕只收到三份奏本，卿等皆以为南京户部方略更妥当？”
语气中似乎都带了些鼓励，却没什么人回话。
朝会上不让当面议事，发表看法的奏本又起不到什么作用，那有什么好说的？
朝参官们的沉默似乎传递着这样的态度。
第三天，皇帝又说：“兵部尚书田乐奏请新增金花银由单可择闲用之遮洋总经海路转运，朕觉得这倒是个办法，卿等以为如何，可具本奏呈。”
这一下子，朝会之后可就炸了锅。
通过三天对同一件事的连续说话，皇帝想要支持北京户部的心思足够明显。
举荐龚应祥这个举人来做工科都给事的应该也是田乐吧？皇帝这是第一次明确点明谁通过密奏说了什么事。
这一天的司礼监外书房终于又开始热闹起来，北京诸部衙里也热闹起来。
朝会上不让商议，私底下可以争辩啊。
争辩的双方，渐渐变成“北官”和“南官”。
田乐是河间府人，他当然是北官。申时行和王锡爵嘛，他们可都是苏州府人，沈一贯也是浙人。
朝堂上，北官一直是弱势群体。
因为南宋的存在，因为蒙元在北方的统治，文教昌盛之地早就转移到南方。
大明初年，科举还不得不分设南北二榜来取士，以免朝堂尽是南人。
遮洋总被田乐提了出来，北官顿时找到了抓手。
而南官里面也不是没有“叛徒”，毕竟北京户部的官员是希望自己手上多一份权力的。
还有一些正直的人，也隐晦地认为南京户部有“挟漕自重”之嫌。
第四天的朝会上，群臣目瞪口呆地看着内臣把一面屏风抬到了乾清门的台阶上。
“卿等昨日所呈奏本，朕已尽择正反两方依据。”朱常洛指了指那面屏风，“朕也验证了一些不好的担忧。认为大司马之请可的，逾九成出身黄河以北；认为大司马之请不可的，则近八成是出身长江以南。”
大家也不知道皇帝是不是胡说的，毕竟他们不能确定到底有多少上呈了奏本、说了什么。
但大家又都心知肚明，私下里的议论大抵是如此的。
皇帝用这种办法把大家的一些阴暗心思点出来，一时之间很多江南出身官员又希望申时行和王锡爵出面说点什么了。
申时行也出来了，诚恳地说道：“陛下，漕河水缓、穿府过省，尚且多有耗损。海风难测、浪大水深，遮洋总则久未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