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直到具体的数额被揭露，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苏晨根本不需要攀附任何人，因为他本身就是一根闪闪发光的金大腿！
这是1982年的三亿多美元啊！要知道，那时的油价才十美元一桶，金价也才不到四百美元一盎司！
苏晨看向站在人群中的郭汉南，见对方对他轻轻点头，便明白谢老报出的数字应该无误。
虽然“红旗基金”是一只私人基金，并未向公众开放，但在香江金融圈里，它已是炙手可热的话题，其每一次交易都是市场的焦点之一。
因此，有人能够掌握这些信息并不奇怪。
既然谢温堂能准确地说出这个数字，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
苏晨点头说道：“那么，谢老先生打算拿什么来跟我这三亿八千七百万美元对赌呢？难道是你的‘谢利源’在濠江的名声？”
话到最后，语气中带着一丝轻蔑。
如果谢温堂真的这么回答，苏晨恐怕会用言语将他淹没，毕竟“谢利源”在港的声誉早已不佳，再自称价值连城，岂不是自取其辱？
然而，谢温堂接下来的回答却令他大为意外。
“我用濠江的一张‘赌牌’来跟你对赌！”
这句话一出，全场再次陷入震惊！
因为在场的几乎所有人都清楚，濠江的“赌牌”，那是真正的千金难求！
自1847年濠江政府宣布赌博合法化以来，博彩业便拉开了序幕。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濠江的博彩业改为由政府与企业签订专营合约的形式运作，经营方需向政府缴纳博彩税，并依照合约经营。
到了五十年代，博彩业的管理规则进一步完善，并开始了公开招标的经营权竞争。
1961年10月，何宏生与其他几位香江的重要人物共同成立了“何氏濠江旅游娱乐公司”，赢得了博彩经营权，并且能够独家运营直到1997年。这张独一无二的博彩牌照，大家都称它为“赌牌”。
在场的苏晨对此一无所知，一脸茫然。
他只好向邵易富投去求助的眼神。
邵易富也是一头雾水，他知道那唯一的“赌牌”在谁手中，所以他对谢蕴堂所说的“赌牌”感到困惑。
毕竟，在众人面前，谢蕴堂不可能拿出一张假的牌照来搪塞，况且真正的持牌人就在现场。
于是，邵易富转向一位看似六十多岁的老人问道：“老何，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赌牌’是从哪里来的？”
这位被邵易富称为“老何”的人正是“何氏濠江旅游娱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何宏生。
何宏生没有立即回应邵易富，而是上前一步，紧紧盯着谢蕴堂说道：“老谢，没想到那东西竟在你手上！”
谢蕴堂大笑起来：“没错，那东西确实在我这里，如果你想要的话也不难。”
说完，他指向苏晨：
“用他手中的红旗基金价值三亿八千七百万美元的股份来换吧！”
听到这个答案，何宏生点头确认：“是的，他手上的确可能还有一张‘赌牌’，而且很可能是真的。”
邵易富疑惑地问：“怎么回事？我记得当年我们香江几家大族一起投入巨资才取得了濠江的博彩经营权，也就是那张唯一的‘赌牌’。”
何宏生苦笑说：“六叔你说得对，但是你是不是忘记了‘太新’？”
“太新？你是说……”
“对，当年由高、傅两位先辈创立的‘太新娱乐公司’其实才是濠江最早拥有‘赌牌’的企业，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7年。
由于后来的局势变化以及高、傅两家后代不再热衷于此，濠江政府在1961年才重新制定了博彩业的管理规则，这才有了我现在持有的这张‘赌牌’。”
邵易富疑惑地问：“既然新的管理办法已经实施，并且新的赌牌也发下来了，那么太新公司原先持有的那张赌牌不应该早就失效了吗？”
何宏生无奈地笑了笑，说：“实际上并没有失效，甚至连回收都没有。”
接着他解释道：“根据当年太新娱乐公司与濠江政府签署的协议，只要太新每年按时缴纳相应的赌税，就可以一直持有这张赌牌直到1999年。
这赌税是按照公司的营业收入来定的，如果没有营业，自然就不需要交税。”
“也就是说，尽管太新多年没有从事赌博业务，但只要公司还存在，这张赌牌就一直是有效的？”邵易富皱着眉头问。
“从理论上讲是这样。我过去曾尝试购入他们的赌牌，但由于他们开价过高，加上我自己竞标赌牌时已投入大量资金，财务上有些吃紧，所以没有成功。
另外，两张赌牌性质不同，我没有竭尽全力去争取，只是与太新方面达成了一些协议。”
“两张赌牌有何区别？你和他们达成了什么协议？”邵易富代表所有人提出了疑问。
何宏生解释说：“太新的赌牌允许他们开设赌场，而我的这张则是濠江赌业的整体经营权。
这意味着除了我的何氏濠江旅游娱乐公司可以经营赌场外，我还有权许可其他公司进入这个行业，虽然这个权利从未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