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刘子龙看来，武器限制只是次要的，甚至是不需要的。就拿对面的高卢鸡部队而言，装备技术水平和自己差不多，但是战斗力却天差地别。
因此限制其大部队、大兵团作战能力，才是自己能够压制对方、同时又能够帮助自己的关键。
限制其的办法从两方面：第一是限制其重装备数量，让其无法形成真正的步炮坦协同能力；另一个就是不给其任何大规模作战甚至军事演习的机会。
因此在建制上，最高只是师级建制水平。
每个步兵师下设一个炮兵营，装备以最新的45式75毫米山炮和57毫米反坦克炮为主；团一级炮兵装备107毫米迫击炮和37毫米山炮，有的部队则是75毫米无后坐力炮。
除此之外，还建有两个炮兵旅，装备有105毫米榴弹炮和105毫米火箭炮；
另外有一个坦克旅，以T-26改坦克和T-42坦克为主要装备。
火炮方面，除105毫米榴弹炮外，都可以实现本地生产。
坦克方面则不具备生产能力，但是具备修理能力。毕竟这两种坦克都没有再生产的价值了。
除了陆军外，还组建了空军部队。但是此时的北安南空军，准确地说就是一支防空军。
主要是以高炮部队为主要装备，同时兼有探照灯、雷达等部队。
飞机也不是一架没有，只是数量又少、技术水平又差。
大多是接收的脚盆鸡遗留的一些飞机，包括有轰炸机、运输机，甚至还有零式战机。
东拼西凑，总共一百多架飞机。
对此刘子龙也很无奈，毕竟抗战结束了，自己的飞机来源也断绝了，而新飞机还在试飞中。
这些部队的任务就是给驻军打下手，所以虽然每次军事演习也都参加，但最多是以团级规模给十九兵团打打下手而已。
安南在一边清算叛徒、审判战犯的同时，神龙国内部的清算工作也在进行着。
神龙国由于此时实际处于南北分裂治理的局面，因此对于叛徒的惩治也不尽相同。
国服方面较为宽松，大部分在伪政府内的普通工作人员和伪政府士兵，如果没有其他罪行，都不视为叛徒。比如一些警察等，如果只是维持治安等工作，或者受胁迫做了一些危害本国人民的事情，都不会被按照叛徒处理。
至于敌人统治下生活的普通民众，包括学校老师、学生、医生等，都更不可能按照叛徒处理。
这样做既可以防止打击面过大，同时也能集中力量打击真正的、产生巨大危害的叛徒。
在这点上，刘子龙的治下也保持了一致。
但是在对待具体叛徒的处理态度上，双方却有较大差距。
具体而言，就是南边的较为宽纵，而北边较为严格。
其中绝大多数都被判处罚金，或者3—5年有期徒刑，只有极少数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和死刑。
而反观刘子龙这边，则处罚更为严厉。
凡是有屠杀抗战军民血债的、死心塌地投靠敌人等的，都先行抓捕起来。
凡是罪行确凿的，一律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明确不能以罚金形式减免任何罪责，并且要没收其非法获得的财产。
因此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数大大高于南方。
尤其是一些罪大恶极的头目，一律公审公判，然后公开枪毙。
一时间叛徒人人自危，人民拍手称快。
双方处理叛徒的手段，也给这些人带来了不同的后果。
在东南部沿海某县，有一个闫姓的叛徒。
他原本是当地驻军的长官，但是敌寇打来之后不但不誓死抵抗，反而投降了敌人，后来被任命为了伪军的一个师长。
其在抗战期间，为了扩军养军，配合当地伪县长，在中山实行“三丁抽一”、“三税一”、“征借税”等政策。
三丁抽一就是每三个壮年男子，就要抓一个走去当兵或者去干活；
三税一就是指收入的三分之一要交税。
征借税即是看上了某样物品或房屋或地契，以征借名义拿走（一般是有借无还），物主不给就是抗税，对于抗税的人，伪税警有权将其枪毙，说白了就是明抢。
凡是交不出壮丁的农家，女性被侮辱，男性被抓入营房当奴仆；缴不起税的贫民，全家不论男女，一律捉进军队充作苦役；
在此期间，又先后八次配合鬼子向我军抗敌根据地发起进攻，伪兵所到之处，伐庄稼、掠牲畜、掳壮丁、辱妇女、阉童子、烧房屋，手段甚至比鬼子还要凶残。
在45年眼看鬼子要完蛋了，他又靠行贿的手段，投靠了国府军。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家伙居然后来又再次成为了当地的驻军负责人，并被授予少将军衔。
结果他再次横征暴敛，在刘子龙派遣的地下组织的号召下，人民奋起反抗，这件事闹大了，国府当局才将其解职。
但是没想到走了老的，还留下了小的。
他的两个儿子继续留在军队当中，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直到实现南北统一之后，他们自知难逃人民的审判，全家携带大量黄金珠宝远逃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