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春天种完地之后，邹树芬大哥邹树林真的跟邹玉玲的大姐结婚了（附带说明下啊，邹家庄好多人家姓邹，但是血缘关系近的，自然是不会婚配的，即使没有相关的知识，也不会那么做。），新房就是邹冠海家的西屋，然后等邹树平将来回来的时候，就要跟邹冠海、邹树芬娘俩四口子一起挤在东屋了。
村里有不少的人议论，说邹冠海家这个情况，居然也可以娶的上媳妇，也有的说，不知道邹玉玲的父母贪图什么，把好好的大闺女嫁给邹冠海家。
要说邹冠海一家有什么不好的？很多人并不知道，因为很多人都没见过邹冠海老伴，更不要说有什么往来。
从邹冠海老伴嫁进来，看到过她真容的人就没多少外人，我们孩子们不算哦。
她是真的秉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理念的。
听附近的人说，当年大搞钢铁集体吃食堂的时候，家里只有邹冠海老父亲一个人劳动，而家里却有三个人要吃饭，邹树芬母亲、邹树芬大姐邹香兰虽然只有两岁，总不能饿死娘俩啊，邹冠海的老父亲需要把饭带回家来吃，据说老公公对儿媳的态度超级差的，再后来，邹树林又出生，状况更难。
即使邹冠海、邹冠山他们都能送几块钱回来，可是粮食有限啊，听说老公公和儿媳妇两个人做仇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再后来，邹冠海从北京返回老家，老伴就更是坚持不出大门的了，连过年做鞋子、拆洗被子都是邹冠海负责，更别说下地干活了。
等邹香兰、邹树林大一点，就是很好的劳力，连带着邹树芬都没去地里干过活，想想，谁家过日子是这样的呢？
不过有人说邹冠海的老父亲，以前是地主出身，当年大儿子邹冠海参加了“国军”，只是在淮海战役后，跟着投降了解放军，很幸运当年跟着进了北京，还熬上了个小班长当当。
后来邹冠海提前从北京回家，文革中除了老父亲的地主身份，其他的还好，估计跟邹冠海弟弟邹冠山依然在北京某部做领导有关。
邹冠海老伴以前生产队不出工、吃食堂不出工、承包到户依然是不下地，甚至地在哪里都不清楚，这在一般人眼里“大逆不道”、“天理难容”的；二女儿十多岁了，也是不干活的主，因此也是被诟病的原因之一，当然了议论这些的人不知道出于什么理由，羡慕也好，嫉妒也罢，反正人家不吃你家的粮食，随便议论，不出门是听不到的。
邹玉玲的大姐叫邹玉娟，个子很高，比邹树林高一头，能干，肯吃苦，性格爽朗，也爱说爱笑，婚后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邹家不跟人来往的不足；人也孝顺，对邹冠海的老父亲他们的爷爷也是特别的礼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媳妇进了家门，邹树芬的母亲对公爹的态度好了很多，顶多是无视，而不是之前的没好脸色了。
邹玉娟婚后，跟着邹树林一起下地劳作，此后连邹冠海都不怎么下地干活了，别看我跟邹树芬一家对门这么多年，我潜意识里觉得邹玉娟亏了，他们婚后我跟邹玉娟也称呼大姐，而不是喊嫂子，我有时听到邹树芬炫耀她嫂子如何贤惠的时候，都不知道如何回答她。
在我的观念里，活计是全家人一起做的，而不是某一个人或两个人的“特权”，显然她家严重的摧毁了我的观念。不过，道不同不相为谋，远离罢了。
年后，邹玉玲也开始骑车了，不过这会我们要走南道，是石子铺的小路，相对北道的车道渠，这条路要平整的多，不过从我们那里要到村子最南头的路上去走的，再绕过西刘庄的村外，到村东头后，左拐往北，走一个胳膊肘弯，才能到学校；因此我又变成距离学校最远的那个人了。
我们到了五月就开始复习了，不参与中考的科目，全部停止上课，只保留了七科每天轮换着讲课、做题。
今年中考的政策变化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今年“小中专”扩招，多了好多师范、护理、财会专业，另外县城的一二中也加大了招生力度，所以老师们都铆足了劲“鼓动”我们报考小中专或一二中。
但是变化最大的一面，也是最不利的一面是小中专和一中有个严格规定，体育加试不及格的人，不予录取。
也就是说体育有考试，不过不计入录取总成绩，但是又“一票否决制”，体育加试不及格的人，文化课再好，人家不要！
这样的政策对于我们上体育课就跟过年吃馒头饺子一样的稀有的学校来讲，不是利好的因素。
当然，也有不错的，体育成绩突出的，可以单独申请师范院校，会走特招。
我们文化课是在七月中旬考试，也就是在高考之后，七月底出文化课的成绩。
我们文化课考试的科目有语文、数学（代数和几何）、英语、物理、化学、政治、生物、7科每科100分，总分七百分。考试三天，我们是在我们学校参加的考试，监考老师来自外校，只有几个本校的老师负责后勤保障。
文化课考完后，学校组织体育加试项目。
我们是在文化课考试后才知道体育加试项目的，“跳高、立定跳远、100米、”这个是男女共同项目，单独的项目是女生仰卧起坐三十个为及格，男生是引体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