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下了，天寒地冻的白，一望无际的白，晃眼的白；等雪开始融化了，更冷，还脏，带着灰黑尘土的雪水沾满鞋子，也溅满半个裤腿；北风吹着，嗖嗖的穿过枝丫吹向远方；太阳明晃晃的，有点白，略略有些暖的黄，没有太暖，不过向阳的地方的雪还是融化了，斑驳着不成规则；而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就只能等明年春暖花开了。
这次大雪，有的人连续四五天都没上学，落下的课程，老师都摇头叹息了。
周围村子走读的同学，我们应该算挺远的，其他几个村子，大都四五里地，走的快的半个小时左右，不像我们，走的快也得一个多小时才到。
这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已经到了八一年的一月，很多副科都结束了一个学期的学习，估计着音乐啊美术啊，是不是老师已经把成绩都给打好了，我能得多少分，现在在想都来不及了；但是其他历史啊地理啊政治啊什么的都要考试的，连体育课都让学生跑步和跳远了。
我的体育有很强的项目，也有很弱的项目，强的比如投掷，铅球、铁饼、手榴弹扔的都不错，跳远和跑步还行，中等偏上，跳高很差，就差不及格了。
代数和语文已经开始期末复习了，作业已经不多了，我很盼着期末考试，就想着赶紧考完了，就放假了，就不用天天的披星戴月的来回奔波了。
一月中旬，我们开始期末考试，连续考了三天，就全部结束了，考完的时候，很多男生就像小鸟一样飞出教室，其实我们也很想的，但是还是保持住了一点点的矜持吧。
班里有年龄比较大的男生和女生，貌似知道了男女的差别，轻易的彼此之间不说话，哪怕是一个村的；也有比较小的，比如那个刘为民，听邹老师的话应该是69年的，班内最小的，他好像没啥忌讳，不是招惹这边的男生，就是招惹那边的女生，尤其他们小学的女同学，没少遭他挤兑。
我们每两周换一次座位，搬着自己的桌子板凳的那种，一次一行的换，因此确实像周老师说的，和谁挨着坐的机会都有可能，但是也不是无限的可能，我旁边除了刘为民，还有一个王建，女生，虽然看名字很像男生，也是西刘庄的，和刘清民、刘为民是同学，我很喜欢和王建一起出去或者写作业；刘清民在我的左后方，刘为民的正后方，刘清辉在我的前面，和孙永荣挨着坐，邹玉玲在第二排，我很喜欢的位置；唉，可惜没轮到我。
期末成绩出来了，代数我第二，第一的是刘为民，刘清民第三，邹玉玲第四，刘清辉第五；语文周文武第一，我第二，邹玉玲第三，刘清辉第四，刘清民第六，其他的几科，我们各有千秋，不过历史第一的是一个不认识的男生，地理第一的是王建，用周老师的话说，黑马！不过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只看主科成绩的，副科就是个搭配。
考试结果出来了，放假通知也下了，终于放假了，二叔还没放，老师们还得继续几天工作。
寒假的时候，母亲计划着买的缝纫机买好了，很新很亮，都不许我和小妹随便碰，怕碰坏了，也怕扎了我们；母亲给我们三个分别做了紫色和橙色格子的外罩上衣，父亲买的布料，别人都夸布料买的好看，也夸母亲的心灵手巧。
家里有缝纫机了，很多人过来借用一下，姨奶奶家直接把布给了我母亲，从裁剪到缝制，都变成了母亲的活计，以前还是只管裁剪的。
唉，多了个工具，反而让母亲更累了，甚至过年前一天还有人给母亲送布料，说麻烦母亲帮忙裁剪制作一下，（唉，如果当初能收钱，也是个不错的经济来源。）难道别人家不过年不用做别的活计吗？不过母亲好像并不反感，也许就是父亲和母亲的隐忍、谦让、善待他人，才让他们的人缘比较好吧。
姐姐也开始学着用缝纫机缝东西，她还跟别的伙伴学了用钩针、白线钩枕套、钩钱包，里面用红布衬上，红红白白的，带着图案，很漂亮；也学了用白线织背心，给我父亲就织了一件。
我们寒假是没作业的，除了在家里剥花生或者带妹妹玩，就是去小伙伴家玩。
我上了初中，好像跟附近的人都没啥来往了，只是偶尔去邹树芬家玩一玩，有时在他们家，会碰到他二哥、他二哥的同学、还有我二堂哥，但是说话也不多。
再就是没事儿了跟着小妹去二叔家，她跟小弟一起玩，我则跟二婶婶说着话，偶尔二叔也会给我讲各种小常识，二叔还给我看别的的年级的语文书。
现在联产承包到户，各家的条件都好了很多，至少能吃饱也能穿暖了，过年也多了些讲究。
比如小年祭灶啊，年前请帮过忙的乡邻吃饭啊，三十放鞭炮啊，穿新衣啊，甚至还可以买两张年画贴墙上。
今年过年前，我家也请帮忙盖房和打焦子顶的叔伯大爷吃饭的，然后父亲和母亲说起年后请家里的老人和叔叔大伯们吃饭，母亲不想请老娘子来吃饭，不管年前和年后，父亲不高兴，他觉得这样都没面子，怕别人笑话。
我和姐姐当然也反对，只是姐姐说话比我婉转。
父亲和母亲因为这个问题，两个人闹别扭，都不高兴，有次在饭桌上两个人细数别人给我们帮过的忙，而老娘子和四叔他们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