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常浩南仅仅是说出了这个想法的话，那最多也只能算是“敢想”而已。
但从刚刚关于压气机叶片和涡轮叶片制造的有关表述来看，他绝对不是乱说的。
至少可以证明，他对这些看似与空气动力学本专业毫不相干的领域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
能做到这一步，实际上已经可以说是站在金字塔尖了。
而他刚刚那个“只要掌握了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完全可以进行更广阔的跨界研究”的言论，更是让对面四个资深专家有了一种茅塞顿开之感。
而那位国防科工委的周司长，更是瞬间感觉到自己这是捡到宝了。
系统工程三司作为总管航空和船舶军品科研生产，对国防科研、生产、建设进行规划、统筹和衔接的部门，太需要这样一个可以在大方向上做出引导的全能性人才了。
她甚至有了让京航大学在对方毕业后直接将其分配到国防科工委的冲动。
不过理智告诉她，现在还不是时候。
无论嘴上说的多么漂亮，在工程技术领域，靠纸上谈兵都是不可能服众的。
造不出东西，一切白搭。
所以眼前的这个少年天才，还需要经过具体型号项目的历练才行。
想到这里，周司长看向了旁边的杨奉畑。
作为型号总师，后者考虑的东西显然更加具体和实际。
虽然一样看出了常浩南的天赋，但他还是继续问出了自己的问题。
“小常同志，在你刚刚说的思路中，应该需要大量依靠数值计算方式，但对于一些如复杂流场这样的问题，数值模拟过程所需要的计算量你是否考虑过？”
这个问题听上去似乎有点杠，但其实非常实际。
眼下是1996年6月，在半年之后的1996年12月，英特尔公司会制造出当时性能最好的超级计算机ASCIRed，计算速度为每秒1.338万亿次。
而华夏这边，1996年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是曙光1000A，计算速度仅有可怜的每秒40亿次。
作为对比，常浩南重生之前，iPhone14手机上的A15处理器计算速度为每秒15.8万亿次。
一部手机相当于12台全世界最好的超算。
所以计算量确实是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但这显然无法难倒对此早有准备的常浩南。
“当然考虑过。”
常浩南这次直接站起身来，走到了侧面墙上的一面黑板之前，随手拿起一根粉笔。
“既然您提到了对复杂流场进行数值仿真计算的问题，那我们就拿大迎角动态流场下的三角翼震荡运动问题来举例。”
杨奉畑眼眉一挑，下意识地坐直了身子。
常浩南拿这个问题进行举例并不是随便选的。
这是一个对正在进行的歼8-3项目非常有价值的问题。
并且对面的杨奉畑本人就十分精通于大迎角气动分析。
因此他必定会对此很感兴趣。
当然，歼8-3总设计师的身份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公开宣传过，刚才的开场阶段也只介绍他是来自601所的专家，因此常浩南表面上只是因为对方刚刚的提问而顺势选择了这个问题而已。
“如果用CFD方法直接对大迎角动态流场进行计算，那么所需要的计算资源和计算周期都会很大，因此需要更简单的，能够直接预测系统重要特性的模型作为代替，也就是模型降阶……”
“因此我参照电子线路的非线性辨识与建模过程，设计了一种基于信号的降阶模型，沃尔泰拉级数模型，其基本原理为：对时域离散沃尔泰拉级数，任意输入u(n)的输出y(n)可由如下的方式表示……”
常浩南说着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长长的多重卷积。
“可以看出如果得到了系统所有沃尔泰拉核，那么就能得到系统任意输入的响应，考虑到级数的长度、模型记忆长度随着核阶数的增加而迅速增大，不利于沃尔泰拉核的辨识，因此将二阶以上的部分截断，再对剩余沃尔泰拉核进行小波压缩……”
在他第六次擦掉黑板并重新写满之后，这个可以大大简化计算过程的降阶方法终于被讲完了。
已经脱离技术岗位比较久的梁卓平和那位周司长脸上更多地是茫然。
但杜义山和杨奉畑眼中却几乎充满了……狂热。
三角翼飞机的流场计算本来就比平直翼复杂得多。
不要说数值计算，哪怕只是进行分析都相当困难。
所以主要得依靠经验。
而要想获得经验，就得烧钱进行大量的风洞测试和试飞。
还需要大量时间。
如果常浩南刚刚在黑板上写下的这个降阶模型能够行得通，无疑可以省去这之中大量的试错和碰壁。
这简直就是为了歼8-3量身定制的。
而且又是一个全新的工程模型。
甚至，这次已经可以说是工程理论了。
因为这个对模型进行降阶的思路并不仅仅局限于沃尔泰拉级数，完全可以推广到更多领域内。
当然，这还需要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