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地，又有海外的金矿银矿，大片领地，他若是还不能把生意越做越大，那可真是纯纯的大蠢货了！”王文佐冷哼了一声：“比起扬州，这益州可就差远了，还扬一益二，真不知道这益州是怎么派到第二的！”
“其实益州这边也是不错的，尤其是成都，绝对不亚于扬州！”曹文宗笑道：“这锦官城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每年的上贡朝廷蜀绢几十万匹，天子西府呀!”
“哎！”王文佐叹了口气：“我说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你明白吗？未来！现在也许成都与扬州差不多，但将来就不一样了，扬州会十倍百倍于成都，你明白吗？”
“十倍百倍？”曹文宗被王文佐这番话吓住了，唐代虽然不像现在对各城市有gdp排名，但类似的东西肯定也是有的，成都在这个排行里绝对是前五的存在，除去洛阳长安两个都城之外，单纯从经济总量看，能稳压成都的大唐城市根本不存在，十倍百倍更是没有。
“你不相信？”王文佐从部下的脸上立刻看出了对方的心思：“文宗，水运比陆运要便宜的多，从长远来看，位于大江大河的入海口的城市才会是最富有的。不错，成都旁边也有江河，但毕竟他不靠海，而且通航的条件也没法和长江和运河相比！所以——”
王文佐一边说话，一边拆开书信，他刚看了两行，声音就突然停住了，曹文宗看出情况不对，赶忙问道：“怎么了？”
“不是曹僧奴的来信，是藤原不比和贺拔雍的信，是新罗人在搞事！”王文佐把书信往地上一丢：“整个海东都不太平！”
曹文宗从地上捡起书信，只见上面是藤原不比那手熟悉的隶书：“南九州和四国都有人起兵反叛，叛军人数上万，从叛军中还发现了从半岛而来的甲胄兵器！”
“怎么会这样！贺拔雍他们都在干什么？”曹文宗又惊又怒，他知道其实倭国一直都有各种叛乱发生，但在藤原不比和贺拔雍他们的镇压下，这些叛乱没有影响大局。倭国被王文佐军政集团视为自己的大后方，许多成员都把在当地购买建设田庄，当做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息之地，曹文宗也不例外，一下子冒出上万的叛军来，难怪他一下绷不住了。
“这也不能怪藤原不比和贺拔雍！”王文佐冷哼了一声：“倭国本来地方就不小，又山地多，交通不便。我们的人其实也就主要在奈良、近江、尾张、美浓、石见、出云国和关东一部分地方，其他地方也就是名义臣服罢了，至多有几个武士担任地方的国司。如果外部形势变了，对我们不满的人跳出来也不奇怪，只要再将其打败就是了！”
“外部的形势变了？您是说新罗人在其中捣鬼？”
“不光是新罗人！”王文佐冷笑道：“这么说吧，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大唐这一波扩张已经到头了。吐蕃人在大非川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势头就要转过来了！”
“势头要转过来了？”曹文宗脸色变得难看起来：“那，那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这还不简单，守住能守住的，放弃没有意义的，守不住的，勤修内政，等待下一次机会呗？”王文佐笑道：“不然怎的，你还想一路向西，打到世界尽头去？”
曹文宗被王文佐这番话说的讪笑起来。其实从公元670年大非川之战作为一个分水岭，可以把大唐安史之乱前的扩张史一分为二，大非川之战大概为唐前期扩张的顶峰，从此之后唐高宗的剩余和武后执政时期，唐的对外战争胜少败多，不但被吐蕃这个老冤家多次击败，完全失去了对青海湖周围的控制权，就连河湟谷地都成为了双方的争夺焦点；而且还让突厥复国，搞出了后突厥汗国，失去了对蒙古高原的控制权；在东北方向，新罗国控制了大部分朝鲜半岛，渤海国的建立和契丹人的反叛让唐的控制线退回了营州一线，甚至连河北腹地也多次遭到契丹人的入侵，基本上丢弃了唐贞观年间到唐高宗前期在东北的胜利果实。
直到玄宗登基之后，唐军才改变原有的颓势，才重新开始向外扩张。很多人将其归结为从高宗中后期，直到武后执政期间上层政治的混乱，对出色军事将领的杀害，有的人干脆归结为武则天是个女人。当然，这些确实是原因之一，比如黑齿常之和程务挺都是死于武则天之手，但玄宗朝的上层政治斗争也极为激烈，也杀害了不少出色军事将领，但这并没有妨碍玄宗时期唐军对外战争的胜利。
笔者认为唐军在这段时间军事行动表现的主要原因是府兵制的颓废和新兵制的形成。众所周知，唐初的府兵制度在高宗中后期开始就逐渐崩溃，勋官不值钱，勋田得不到兑现，原有的功绩抵消劳役赋税也无法得以实施，随着战场距离本土越来越远，死伤越来越多，府兵的参战意愿也越来越低，这无疑大大的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
王文佐自己在百济的经历就是个鲜明的例子，他是作为一个府兵来到百济的，但他之所以能够击破百济的复国运动，征服倭国，高句丽；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巧妙的外交政略手腕和军事能力，另一方面是他利用所在国的资源重建了一个以他自己为核心的军事贵族集团，这个军事贵族集团里的确很多人的确出自大唐的府兵系统，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和府兵没有任何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