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为唐代技术外流，所以五代、宋时候的边疆少数民族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军事政治力量已经不是唐代面对的突厥、高句丽之流可比了。所以即便宋人恢复了唐制，也无法击败西夏辽金这些边疆王朝了。这么说倒也不能说错，但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们却没有想到——谁也没法把长大的孩子重新塞进婴儿的包裹里去。
真正迫使唐做改变税法户籍法的原因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让原有的制度过时了，战争破坏了河北、河南、关中这些原有帝国的中心，让大量的人口向南迁徙，这就开辟了南方的大片土地，帝国的经济中心向南迁徙了。而这些流动的人口，新开辟的土地是不会出现在帝国的户籍田籍中的；而且租庸调下，承担赋税劳役的对象是农民，确切的说是小农，而商人和手工业者哪怕他有再多的资金、雇佣工人，由于他没有从国家那儿得到土地，他自然也无需承担赋税和劳役，随着和平时间的正常，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必然更加繁荣，这些流动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也愈来愈多，经济中占据的分量愈来愈大，如果继续任其游离于国家税收之外，这不但是不公正的，也是危险的。
所以帝国政府做出了改革，承认了人民流动、经济繁荣的现状，其结果就是从唐中叶开始，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南方大片土地取得开发，到了北宋徽宗年间，户口数已经超过了唐天宝年间几乎一倍，政府的税赋和民间的财富更是远胜唐朝，而且这一切还是在疆土远小于唐的情况下做到的。
但这一改革又是失败的，因为唐宋之际的改革只是从增加政府的收入，满足上层阶级的贪得无厌和政府军队开支的角度出发的，但却没有能像西魏、北周、隋唐的改革那样，将社会新兴阶级中的有力人士吸引到统治阶级中来，发挥他们的力量，建立了新帝国。新的改革没有能够将唐宋之间那些通过新的生产方式，获得巨大财富和权力的阶层形成新的帝国支柱，这才是北宋武力衰弱的真正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讲，侯二这种不安定分子也是一个社会的希望！”王文佐看了看眼前这个形容邋遢的闲汉：“当社会正常运行的时候，他们确实有害无益，但当一个社会已经没有出路的时候，像他这样的人说不定能找出一条新路来。毕竟麦哲伦、哥伦布、皮萨罗可都不是什么老实本分的好人家。”
想到这里，王文佐点了点头：“侯二，既然你这么想，那死在外头可别怪我？”
“不怪，不怪！”侯二见王文佐松了口，笑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命里该我死，我哪里能怪别人！”
“好！”王文佐对桑丘道：“你取三十贯钱给他！”他不待侯二拒绝，便道：“你不是在邻村有个相好的寡妇？你此番随我出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这三十贯就让你拿去了结瓜葛，免得出去了还心里有牵挂！”
“多谢主上！”侯二跪了下去，脸颊已经满是泪水。
天色已晚，醉饱的村民们扶老携弱，各自离去，晒谷场上已经空了大半。王文佐令撤了残羹，重新摆放，好让自家随从进食。
“明公富贵还乡，可喜可贺！”曹文宗举杯道。
“好好！”王文佐喝了口酒，放下酒杯：“文宗你如今也是七品武官，也可以回乡看看了吧？”
“回乡？”曹文宗露出为难之色来：“我年少时就离乡，乡里的事早就淡忘了，不回也罢！”
王文佐没有说话，他自然能看出曹文宗此时的言不由衷，若是他没有记错的话，曹文宗之所以去长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曾经得罪了一个人，若是返乡怕连累家人。他本以为现在的官职已经足以消弥过往的事，没想到在曹文宗眼里还不够。
王曲坐在旁边，他作为王文佐的“父亲”，理论上是今日宴席中身份最尊之人。但他却丝毫没有身处尊位之人的自觉，只觉得屁股下面的椅子似乎长出了许多尖刺，难受之极。他想要为儿子出言求情，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说起。
正当他左右为难时，下首传来一阵喧闹声，却是下面正在进食的衙前都士兵们酒后兴起，纷纷赌斗起来。王文佐听到了，也不着恼，接下腰间的金带，笑道：“告诉下面的儿郎们，今日赌射第一的这金带便当做利物赏给他！”
王文佐腰间金带便是蹀躞带，自北齐以来，中国衣冠多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蹀躞带佩带弓剑、愉悦、算囊、刀砺之类，用皮革制作外面裹上黑色或红色的绫绢，上面悬挂着刀子、火石袋、针筒等七种物品。
像王文佐这等朝廷高级官吏腰间的蹀躞带自然不会只用皮革，用金箔金丝编串羊脂玉而成，乃是价值数百贯的宝物。众人闻言大喜，纷纷起身收拾。
不一会儿便将晒谷场清理出一大块空地来。共设了两个箭靶：一个在一百二十步开外，平地竖起一块两尺见方的厚木板，中间用木炭画了个香瓜大小的圆圈当靶心。另一个在更远的一堆沙丘顶上，也竖着同样的木牌，木炭靶心。
当过府兵的王曲，一看就知道要射中前面的一个箭靶，已非易事，他自己年轻时也就能勉强射到那么远，射中更是休想。第二个箭靶，据他目测，至少有两百二十步距离。
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