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继续分析，这一系列的行为细节不仅揭示了凶手在夜晚行动的狡猾与冷静，同时也说明凶手对周边环境相当熟悉，能够准确找到便于作案且易于逃离现场的地点。
邓小伦继续推测凶手在接近北银大学小粉桥一带时，可能遭遇了意料之外的情况，如察觉到了警察的巡逻、军犬的存在，甚至可能是看到了设置的警戒线，这使凶手意识到自身行为可能已暴露风险。
在高度紧张和急于脱身的情况下，凶手做出了应急处理——他迅速地将手中的某个包裹，可能是装有非关键证据的垃圾袋，丢弃在校医院门口，试图转移侦查视线并减轻自身携带的嫌疑物品。
之后，为了进一步混淆视听并摆脱追查，凶手从容地从汉口路校门进入了大学校园，在校园内部绕行一圈，似乎有意制造错综复杂的行踪。
在校园内的体育场区域，凶手又趁机抛弃了另一个包裹，也许是分拆后的尸块或者其他重要物证的一部分。
最后，凶手选择了较为偏远的出口，即北山门离开校园，企图最大程度地远离案发核心区域。
他沿着预设的路线到达天津路公交站，在那里可能认为自己已经安全，于是果断地卸下了背负的双肩包，将其隐匿或丢弃。
邓小伦继续他的推理，认为凶手在意识到警方可能进行大规模排查后，对于家中留存的关键证据如头颅和衣物感到极度不安，因此决定立即处理这些极其危险的物证。
由于之前的抛尸地点已被警方发现，他不得不寻找新的抛尸场所。
在19日深夜这个相对隐蔽的时间段，凶手采取了更为冒险但又别无选择的行动方案。
他将原本包裹尸块的床单撕裂成两半，分别用来包裹剩余的尸块。尽管家中可能已无合适的包裹工具，只能退而求其次选用床单，这也侧面反映出凶手急于摆脱罪证的心理状态。
最终，他选择将这两份包裹遗弃在水佐岗附近的垃圾堆里，这里虽然是个公众频繁活动的区域，但由于是垃圾堆积处，理论上存在一定的隐蔽性。
凶手此举仍存有一丝侥幸心理，期望尸块能混迹在众多垃圾之中，甚至可能随着垃圾运输车辆被运离现场，从而降低被发现的风险。
整个过程显示出了凶手在面对不断升级的危机感时，其行为越来越慌乱，但依旧竭力保持冷静，寻找各种可能的方式来逃避法律制裁。
江淮翻开手中厚厚的案件卷宗，开始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根据现有资料，凶手自首次抛尸开始，至少进行了三次分散的抛尸行为，这种分散的处理方式显示出凶手刻意躲避侦查的意图。
统计数据显示，累计抛尸的总体积与质量大约为61.2斤，减去包裹尸体所用床单和衣物本身的重量后，
再考虑到其他诸如血液、组织液等物质的含量，大致与受害者的实际体重相符，这意味着凶手在肢解尸体时，
虽然并未采用如砍刀或电锯这类明显的大型切割工具，但其操作手法依然足够精细，足以将尸体分割得相当彻底。
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凶手没有选择高噪音、易留下大量痕迹的电动工具，暗示他在实施犯罪时可能受到环境条件限制，或者尽可能减少动静，以免引来周围居民的关注。
凶手行事的手法看似原始，实则表明其具有一定的犯罪经验和反侦查意识，即便是在不具备便利条件下，也能完成对尸体的分割和抛掷。
基于以上分析，江淮进一步推测凶手可能拥有较强的耐心和一定程度的医学知识，才能在不使用专业工具的前提下，精准且悄无声息地完成了肢解工作。
同时，凶手在选择抛尸地点时，显然考虑到了如何最大限度地拖延尸块被发现的时间，以及如何扰乱侦查人员对案件的整体判断。
邓小伦拿着尸检报告指出，尸体的四肢和头部显然是通过一把较为锋利的刀刃精确切割下来的，切口位置都位于关节处，这显示了凶手对人体结构有一定了解，能够准确找到关节间隙来完成肢解。
四肢部分切割得干净利落，一次切割即形成完整的肢块，而非经过多次不规则的剁击导致骨骼碎片化。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报告中提到，尽管尸体被残忍肢解，但是肢块中的骨架并未进一步剁碎或破坏，
这可能是由于凶手在实施犯罪时顾及到分尸现场的环境条件——比如隔音效果不佳，使得大幅度的动作和噪声可能会引起外界注意，从而无法肆无忌惮地进行更为野蛮的破坏行为。
因此，我推测凶手在行动时需要保持相对的安静和谨慎，选择了快速而精确的肢解方式来降低声响和动静，以此来规避可能的风险，同时也反映了凶手具有一定的预谋性和冷静的心态。
江淮点点头，这个凶手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厉害，要是王斌在就好了，可以让他画个心理画像，我们可以依照他的绘画方向寻找被害者身边的人际关系。
邓小伦沉声问道：“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抛尸地点的选择、肢解手法的独特性以及凶手对受害人生活环境的可能了解程度，你认为这是否更倾向于熟人作案呢？”
江淮的目光聚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