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薛主席将最中间的位置交给了苏曼,像是接力赛中的接力棒一样，苏曼站在这个位置上，只觉得肩膀沉甸甸的,像是多了一种使命感一样,让她的内心多了几分沉重却也意义非凡的的责任感。
面对人群，在所有人都以为她会紧张，甚至都不免替她感到紧张的时候,苏曼却表现得十分沉稳镇定,全程脱稿，字字珠玑地，将自己在麦秆公社进行的工作、完成的进度、这样做的目的和接下来想要推进发展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这样能在省领导、县领导和整个县的妇联干事面前讲话的机会实在难得,苏曼就算再怎么受到环境、时代的影响，多了几分奉献精神,也还是改不掉她遇事先衡量利弊的绝对利己主义思想。
所以,趁着这次机会,苏曼自然是要大费心思在如何才能不着痕迹地将自己的成就说出来,同时又能不让人觉得自己这样的说法是太过功利世俗,以能够给众人留下深刻印象，让人们能够忽略她年龄上的不足,只记住她能力上的强悍。
苏曼只说了五分钟左右,这是一个不算太长能将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也不算太短不至于让大伙儿听着听着就觉得犯了的时间。
在这五分钟时间里,苏曼将自己临时发挥的演讲内容分为了三个方面。
一是先讲履历事件,言简意赅地讲述麦秆公社的整体风气，和李梅花、崔秀菊对于这样风气的反抗；二是讲事情发生后的解决过程和处理结果，以及这样做的目的和最终效果；三是思想总结——想要解救妇女就要先解放她们的思想、明白因地制宜的道理和借助国家法律的力量，帮助更多妇女同志脱离苦海。
在成功通过崔秀菊和李秀梅的事件,将众人的好奇心都吸引过来以后，苏曼没有半点吊人胃口的想法，直接将现在已经蹲牢子的崔福和崔立春三人的结果说了出来，并以此引出了她最想要说的内容——“家务事”与“妇联事”的区别。
苏曼从不觉得一个人在结婚生子了以后就等于丧失了独立人格，有名有姓有身份证的人，凭啥只因为结了婚，生了娃就连自己的名字和自由都要报剥夺，成了别人口中的谁的老婆，谁家的儿媳，谁家娃的“孩子妈”呢？
但偏偏这样简单的道理，在此时此刻和在未来的彼时彼刻中，在遇到家暴妻子、虐待儿童的事件的时候，人人都好像是里被降了智一样，说来说去都是“都是一家人，算了”这样的话，或是“别人家的事儿咱外人咋插手管啊，最多也就是帮着协调协调”这样治标不治本，甚至会起反作用的事情。
所以，极度厌恶将人身安全和家庭矛盾扯在一起的苏曼自然不能错过这个男女关系还处于一个自然又安全范围内的时间段，并利用自己的工作特点和职务权利，尽可能努力地改变多一些人对于这两件事的看法。
小力量也是力量，小范围也是范围。
就像是小学课本上那个在海岸边将鱼儿送回海里的小男孩那样，陷在浅水洼里的“鱼”有成百上千条，一个人力量是救不过来这么多条鱼的。但滴水穿石，铁杵磨针，在乎的不仅仅是这条鱼，还有更多相信妇联的“鱼”也都在乎。
苏曼一个人救不过来，那整个县妇联的几十名同志呢？整个省城几百名的妇女干事呢？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能帮一个就帮一个吧。
面对众人，苏曼高声说道：“我以为，想要真正落实妇联工作，解救深受封建思想迫害的妇女同志，不是光靠喊口号就可以实现的，而是要真正设身处地去想妇女同志的内心所想，思妇女同志们内心所思，调查了解她们的遭遇，根据不同情况给出不同的解决办法。像是我刚刚讲到的崔秀菊、李梅花两位同志的事情就是，她们遭遇了丈夫家暴，险些丧命。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家务事，因为打人的是她们俩的丈夫，这是两口子的事情，但在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是大错而特错的！
“在我们每个人成为妻子，成为母亲这样的身份以前，我们首先是我们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哪怕是结婚生子，我们也都最先是国家的人民，是受国家保护的老百姓。所以，如果一位妇女遭受了她丈夫的殴打，一个孩童收到了父母的虐待，一个母亲遭遇了儿女的遗弃、抛弃、不孝，那么不管施暴的对象是丈夫、父母、子女，这件事都不能算是家务事了，而是□□裸的犯罪！
“而对于这样知法犯法的男同志，我们是不能手下留情的，而是要借助公安同志的力量，和各公社、生产大队中的民兵组织的帮助，将他们绳之以法！因为我们妇联就是为了争取妇女解放而联合起来的各族各界妇女的群众组织，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我们是为了促进男女平等、解放女性全面发展才存在的，是受到国家、领导和人民支持认可而行动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或组织能够阻止我们为维护、为帮助弱势女性所开展的行动，因为这样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而对待敌人，就要像伟大的领导人说得那样，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去对待！[1]
“我们要让更多的妇女同志们知道家暴是一种错误的、不被允许的、需要被惩罚的犯罪的同时，还要让她们学会勇于举报这种犯罪，敢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