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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最流行的就是军绿色。
不管是五一这样的高中生,还是子那样的初中生，都穿着草绿色军装，戴着军帽，扎着牛皮带,蹬着解放鞋,雄赳赳，气昂昂的。跟部队上不同的是,没有领章和帽徽，只是模仿着军人的英姿神采。
秋季开学后不久。
五一放学回来,兴冲冲地说：“爸,我们学校开始军训了！”
原来,学校里来了两位军代表，给学生们搞军训。一放学,就拉到操场上列队集合，像刚入伍的战士们那样操练起来。
“五一,训练归训练,功课可不能拉下……”
“爸，您放心，不会拉下的。”五一拍着胸脯，做了保证。
田大旺板着脸，点点头。
这是上面的要求，由部队派出军宣队支援地方,有下到工厂企业“支工”的，有下到公社“支农”的，还有到学校搞军训的。对一些重要机构，例如广播电台、粮库、仓库、银行、邮电、机场等实行了军管,派部队把守着，防止不法分子搞破坏。
这么一来，地方上稳定住了。
“关键时刻，还得靠部队啊！”
工商局这边也派驻了军代表，跟田大旺相处得很融洽。现在的领导班子讲究结合，军代表、群众代表，再加上革命干部。当然，被打倒的除外，那是被群众轰下台的，靠边站了。
一般情况下，军代表们不参与地方事务，只起着监督作用。比如，群众不满意，或两派辩论不休，可以找军代表评理，做个见证。
作为革命干部，田大旺也弄了一身军服。
他个子高，身材挺拔，穿军装特别帅气，很有威严。孙梅英也不甘落后，把孙玉华送给她的那套军服，往身上一套，立马年轻了十多岁。
田大旺咧着嘴，夸道：“梅英，你可真精神啊！”
“是嘛？”孙梅英乐呵呵的。
她四十四周岁了，皮肤白皙，眼睛明亮，一点都不显老。走在外面，都以为十出头。拿小苗的话说：“娘，咱们就像姊妹俩。”
这话中听，孙梅英的心态越发年轻。
她在粮店里，一干就是十多年，工资提了级了，心满意足的。她安心当着群众，没想着提拔。运动来了，跟大旺悄悄地说：“领导不好当啊，操心不说，弄不好就挨批……”
田大旺深以为然。
若不是军人出身，他恐怕也被撸下来了。群众对干部有怨气，是多年积累下来的。个别干部也的确不像话，脱离群众，搞官僚主义，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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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运动的深入，需要支援的单位越来越多。
空军这边也派出了军宣队。
柳冬梅作为宣传人员，跟着去了地方上。
她在高校驻扎着，见到了何伯伯。何伯伯进了革.委会，属于革命干部。多年未见，她变化很大，何伯伯认不出她了，也不记得她的大名。
柳冬梅不便提起，对何伯伯尽可能地支持。
要说，高校这边问题一大堆，知识分子瞧不起工人，工人也瞧不上知识分子，斗争很激烈。何伯伯说，根子还是在思想认识上，有些人自以为高人一等，不能平等地看待体力劳动，早晚得接受再教育。
何宏民一语中的。到了来年，闲置下来的教师大部分去了干校，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辛苦。
从部队上抽调出去的，大部分是机关人员，也有连级、排级干部。
柳冬生在基层，训练计划也受到了影响。从连队到团部机关，将近分之一的人员去了地方上，长期不训练哪行啊？可地方上需要支援，不然，稳不住。
团里的作战参谋也被抽调出去了。许团长把柳冬生借到团里，说：“柳参谋，咱们团的演练计划就交给你了！”
柳冬生接下任务，就忙乎开了。
本来，他就有一个演练计划，正好施展开来。
冬季演习，二团表现得很出色。
柳进原作为评委会一员，很欣慰。
他希望冬生呆在基层，好好锻炼。而不是调到总参，搞那些纸上谈兵的东西。说到总参，江立峰那边好久未见动静，是不是有什么变动？
在忙忙碌碌中，到了年底。
因为运动的影响，工业总产值下滑。而农业取得了大丰收，成绩喜人。要说，运动并未波及到农村，上面发了通知，县级以下单位不准串联，不能影响生产。当然，学习是必不可少的，赶着早上、晚上把社员们集中起来开大会，读报纸、听广播，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这一学，就是十年，什么样的思想改造不了？那些封建迷信、封建习俗被连根拔起，劳动妇女的权益前所未有的提高。
农业产值增长，知青们也做出了贡献。
上山下乡早就开始了，尤其是京城和沪上这样的大城市。高中毕业后，城里安置不了就动员下乡，前后有一百多万知识青年奋战在农村。他们带去了新观念、新思想、新文化，一举打破了农村闭塞落后的面貌。同时，农村也改变了知识青年，辛勤劳动，不闭门造车，瞎胡哼哼。
在讲究奉献的年代里，知青们被战天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