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独尊地位。按照《隋书》的说法是“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隋炀帝自己也曾经说过洛阳的重要性： 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 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等于是在东部地区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政治核心，它成为了大隋王朝管理东部地区的大本营，使得隋朝更加容易对东部发号施令，更加容易治理和管理东部。它是隋王朝统治东部的重要象征。 李密当然明白洛阳的重要性，所以，只要拿下洛阳，便能号令天下。于是，李密便以洛口作为都城，命令护军田茂修筑洛口，加固城防。然后，环绕洛口四十里的区域，驻扎了下来。 紧接着，李密派遣左长史房彦藻，率军向东攻略，连克安陆、汝南、淮安、济阳等地，河南地区的大部分郡县，相继落于李密之手。可以说，李密现在几乎占领了大半个河南地区。接下来，瓦岗军的兵锋，直指东都洛阳。 问题是，攻打东都洛阳，并不是李密的初衷，早在几年前，他就对攻打洛阳不抱任何希望。 大业九年(613年)四月，隋炀帝第二次东征高句丽之际，负责押运粮草的隋朝礼部尚书杨玄感，突然在黎阳起兵反隋。最终，因为杨玄感起兵，隋炀帝第二次东征高句丽，也功败垂成。 就在杨玄感起兵之初，李密作为杨玄感的谋士，特别为杨玄感献出了上、中、下三条计策。首先，李密的上策是： 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去幽州犹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强胡，中间一道，理极艰危。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据临渝之险，扼其咽喉。归路既绝，高丽闻之，必蹑其后。不过旬月，资粮皆尽，其众不降自溃，可不战而擒，此上计也。(《资治通鉴》) 其次，李密的中策是： 关中四塞，天府之国，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今帅众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 最后，李密提出的下策是： 简精锐，昼夜倍道，袭取东都，以号令四方。但恐唐祎告之，先己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仆所知也。 总结一下，李密的这上、中、下三策，他的上策，主要建议杨玄感引兵北上，占领涿郡，封堵临渝关，与高句丽前后夹击，让隋炀帝腹背受敌；中策，建议杨玄感一路西进，占领都城长安，致使隋炀帝有家难回；下策才是就近攻打东都洛阳。 如果杨玄感选择上策和中策的任何一策，恐怕隋朝当时就会提前灭亡。可是，杨玄感思虑再三，既没有选择上策，也没有选择中策，而是选择了李密提出的下策，攻打洛阳。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杨玄感兵败身死。 所以，攻打洛阳，并不是李密的初衷。可是如今，李密成为了瓦岗军的最高领袖，却率军攻略河南，对洛阳步步紧逼，这岂不是与自己的初衷背道而驰吗？当初，李密仅仅是杨玄感的一个谋士，他是站在一个谋士的角度，去分析天下大势。现在，他是瓦岗军的最高领袖，他必须要从瓦岗军的实际情况出发。 李密之所以决定攻打洛阳，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瓦岗军的根基在河南。 瓦岗军的第一任首领翟让，是东郡韦城县(今河南滑县)人，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法曹。大业七年(611年)，因为犯了事被关进了监狱。可是，狱吏黄君汉欣赏翟让的骁勇，便私自放了翟让。 翟让逃出生天后，便前往河南滑县东南的瓦岗寨，聚众起义，扯起了造反的旗帜。不久，同郡的单雄信、徐世勣也一同参加起义。于是，翟让他们便在大运河永济渠沿岸，抢劫来往船只。这样时间久了，《资治通鉴》记载，“资用丰给，附者益众”，起义的队伍逐渐扩大起来，聚集了有万余人之众。 所以，瓦岗军的发家之地是在河南，崛起于中原地区，基本上大部分瓦岗军将士，都是河南本地人。因此，他们对中原是有着浓厚的乡土之情。李密如今的抉择，与杨玄感当年的顾虑一样。无论是攻打长安，还是占领涿郡，都是背井离乡，长途奔袭。瓦岗军将士不去打近在眼前的洛阳，却要长途奔袭，远离故土去进攻关中，这一点就很难让人接受。 第二，洛阳粮食产量充足。 自古以来，中原便是天下中心，经济发达，物产丰盈。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将洛阳打造成了一个富庶的粮食基地，在洛阳城中和洛阳四周，建立了好几个大型粮仓和粮窖，里面储存着大量的粮食。 东都洛阳有一个粮仓：含嘉仓。经过近年考古出土发现，以及唐朝的有关记载，含嘉仓存有583多万石粮食，1石约等于81斤。这样一计算，含嘉仓的粮食应该是23.6万吨。含嘉仓的丰硕存粮，仅仅是东都洛阳“天下粮仓”的冰山一角。洛